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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朝所封五位教王之一灵藏地方的赞善王，在明代西藏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缺乏系统记载，学界对其一直知之不详。灵藏占据青、康、古代交通之枢纽位置，灵藏赞善王王族，兴起于元代，在元代受朝廷封赐，委以官职，明永乐时又受封为王。灵藏的这一地方势力，与明朝廷的来往始于洪武中，终于天启六年(1626)，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
[关键词] 明代藏族史；朵甘思；灵藏；赞善王
[中图分类号] K828.7“214”+K82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2-0144-16
一、引言
明朝初年于西藏地区有著名的“八大教王”之封，实际上则有大宝、大乘、大慈三位法王，和阐化、阐教、辅教、赞善、护教等五位教王，其中赞善与护教两位教王源出朵甘思(mdo-khams)，即今之所谓康区(khams)，而其他六位则全来自乌思藏(dbus-gtsang)，即西方人之所谓中藏(Central Tibet)，大致与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地域相当。这八位法王、教王之封赏及其与明廷交往之历史对于理解明代汉藏关系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故受到了研究西藏历史者的高度重视。日本学者佐藤先生的长文《明朝册封的八大教王考》，对《明实录》所见有关西藏史料与当时所能见到的几种藏文史书中的相应记载作了对照研究，使八大教王的历史面目获得基本澄清，是研究明代汉关系史的经典之作。其后，因有新的藏文史料被发掘，故明代汉藏关系史的研究，包括对八大教王的研究又有所进步。例如有关灵藏赞善王的研究，晚近有美国学者E·Sperling氏之《明成祖与灵藏、馆觉之僧官》与海外西藏学者Tashi Tsering氏之《康区灵藏王国史初探》两篇文章面世。前文翻译了《明史》所见赞善王与护教王简传，结合永乐朝《明实录》中有关赞善、护教二王与明廷往还的记载，以及藏文明封大宝法王哈立麻传所见有关史实，提出灵藏、馆觉两位藏王与明廷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明成祖时期，他们的受封实仰仗大宝法王哈立麻的举荐，明成祖封其为王的目的亦仅在于令其重建乌思藏与朵甘思间之驿站，以保证汉藏驿路之畅通，并定期贡马。而后文则汇集了散见于各种藏文史料中有关灵藏王的零星记载，大致勾勒了其自古至今的历史。该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讨论灵藏王祖先与格萨尔王之关系；第二部分回顾灵藏于萨思迦(即萨迦——编者)与帕木竹巴专政时期的历史情况；第三部分则据不同的藏文史料的记载，拼合出一份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历代灵藏国师赞善王的名单。由于藏文史料中所见有关灵藏的记载极为零散，远不足以令人整理出一部系统的灵藏历史，故许多问题悬而未决。Tashi Tsering 先生希望有朝一日能于历代萨思迦王与本禅(dpon-chen)、历代乃东王(sne-gdung)、西藏政府甘丹颇章(dga-ldan-pho-brang)、历代蒙古、清朝皇帝所颁赐之诏令文诰中见到有关灵藏的详实史料，以解未决之疑。这里，他独独没有提到至今留存的明代有关西藏之档案文献。事实上，至少有四通有关明朝与灵藏往还的汉藏双语文诰已为人所知。此外，《明实录》中还照录有正统六年、十年明廷敕谕灵藏赞善王喃葛监藏(nam-mkhav-rgyal-mtshan)与班丹监剉(dpal-ldan-rgyal-mtshan)之诏令。《明实录》中有关灵赞善王及来自灵藏的其他番僧与土官的记载，从明初洪武朝至明末天启年间都有所见，对它们的发掘和利用无疑可弥补Tashi Tsering 先生文中之部分缺憾，丰富我们对灵藏历史的了解。拙文即意在充分发掘《明实录》有关灵藏之资料，以其与Tashi Tsering文中所提及之藏文史料进行比较，以澄清一些仅仅依靠藏文史料尚无法解决的疑问，亦改正一些因对本身残缺不全之汉藏文史料偏听偏信而对元明两代灵藏历史产生的误解。
二、灵藏之地望与简史
灵藏，藏文作gling-tshang，其名不见于元代汉文文献，明译作灵藏，清代译作灵葱，或林葱。《明史》谓“其地在四川徼外，视乌思藏为近”。实际上，其地当处于元时朵甘思这旦麻，即今四川德格之邓柯(vdan-khog，或译邓科、登科)境内。是故，藏文文献中亦有称其为“德格之灵藏”(sde-dgevi-gling-tshang)，或为“旦麻之灵藏”(ldan-gling)者。或曰灵藏地处朵甘思六岗之一的“色莫岗”(zal-movi-sgang)境内。“色莫岗”又称“珠扎色莫岗”(vbru-rdza-zal-mo-sgang)，“珠”乃“珠曲”(vbru-chu)的简称，即指汉人所说的金沙江，“扎”即指“扎曲”(rdza-chu)，乃指雅砻江之上游，故“色莫岗”当指金沙江上游与雅砻江上游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青海玉树、四川甘孜、新龙、石渠、德格、白玉等地。而清代林葱土司所辖之地则们于德格之北、蒙葛结之南、邓科之西，其故治于今德格县之俄兹。按《邓科县志略 》的说法，灵葱为其境内三大土司之一，地处其东，该县道路东路，出其县治金沙江东山之洛穹村“东南行越布达拉土山，四十里朗吉颂，四十里至灵葱”。然元明间灵世故家族所辖范围当远不止此，灵藏占据青、康、藏古代交通之枢纽位置。
灵藏之历史为人所知者大略如下：于蒙元——萨思迦时代，灵藏番僧曾被封为朵思麻本禅(mdo-smad-dpon-chen)；明永乐五年(1407)则被明成祖封为灌顶国师、赞善王，自此至明末，灵藏家族世袭王号，朝贡不绝。至清代于四川布政司所属大土司中有林葱安抚使司之名，或全称为“四川建昌道打箭炉厅灵葱安抚司”。清末宣统元年(1909)平定德格，以邓科、高日、春科、灵 葱四土司之地归并置为邓科府，至民国元年(1912)改为邓科县。当时，林葱土司仅为白利土司辖下之一土百户，宣统二年(1910)五月与白利、东科、倬倭等土司一起申请改土归流。“宣统三年(1911)春，民政部奏准改流，各省土司咨行办理。夏五月，署川督赵尔丰会同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檄令灵葱土司缴印改流，将地归并邓科府。”林葱土司“改为把总世袭，每月俸禄六两，一年共七十二两，均由粮税项下按年发给”。曾直接参与改土归流之事的傅嵩炑(1869-1929)于其所撰《西康建省记》“灵葱改流记”一节中称，“灵葱土司，在德格疆域之中，人民数百户，地仅数村”。灵葱土司汪青登曾曲甲(dbang-phyug-bstan-vdzin-chos-rgyal)于其申请改土归流的呈文中自称，“小的现有官寨三座，一名八噶，一名谷四，一名松噶，小的愿将八噶、谷四两寨呈缴归公，惟松噶一寨，及徂拉纳仲家俱同原有之地格撒翁斯东空等地方，恳恩赏与小的耕居纳粮，以资过活”。他的请求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
灵藏由于元明时之辉煌，至清代的中落，其景况可谓每况愈下，其中之原因有待深究。明代于西藏地区实行“多封众建”政策无疑曾是导致灵藏家族内部分裂、势力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容后述。然其地土、势力之不断流失，当亦与其强邻如德格土司等之崛起不无关系。清末西康“改土归流”之主事者赵尔丰国对原系灵葱土司属地的朗吉岭四村为德格土司家庙八邦寺强占，遂致连年兵事，最终被叛归公有，由汉官管理一事记载甚详。其中提到八邦寺串联德格土司，诓诱乃德格土司女儿的灵藏土司祖母书立字据，遂达到占领朗吉岭四村的目的。此无疑为解释灵藏何以衰败如此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前引邓科县内道路，其东路自朗吉岭至灵葱相距40里，可见灵葱仅此一回就失去了很大一片地土。当然，尽管灵藏土司于清末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地方豪强，但所谓灵藏王(gling-tshang-rgyal-po，gling-gyi-rgyal-po)，或称灵藏国师法王(gling-[tshang]-vgu-zi-chos-rgyal)者，作为朵甘思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土司，依然“帐幕林立，牛羊成群”。邓科县有官话小学3所，其中一所就在灵藏。灵藏之宁玛派(红教)寺院塞木寺，亦是该县最大的一所寺院，有寺僧250余人。
三、“西蕃三道宣慰司”与“bod-kyi-chol-kha-gsum”
灵藏之历史似以明封灌顶国师、赞善王最知名，然灵藏王或林葱土司之发迹实始于蒙元时代。虽然元代汉文文献中并没有直接提到灵藏，藏文文献中亦只有寥寥几处提及灵藏，然仅从这点滴资讯中，我们不能推想出灵藏昔日之辉煌，从而弄明白何以灵藏竟被明廷封教王的原因。
藏文文献中提到灵藏的最关键的一条史料见于成书于15世纪末的著名藏文史书《汉藏史集》(rgya-bod-yig-tshang)中，该书有关萨思迦历史的章节中，详列27任乌思本禅(dbus-gtsang-dpon-chen)之名，随后作者附言道：其[二十七任本禅]依照上师之法旨与皇帝之诏令，护住[政教]两法，令国土安宁，教法显扬。与彼相应，朵甘思馆觉、朵思麻灵藏者，各道(chol-kha)各有其本禅。”Tashi Tsering文中提到了这条史料，但未作进一步的说明，而它恰好是能够帮助我们查明灵藏于元朝之身份的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理解这段话的关键在于弄清何谓“chol-kha”？何谓“本禅”(dpon-chen)？对此，我们不妨先从《汉藏史集》的说明入手，其云：“曰本禅者，乃藏人为上师之近侍专门取的名字，而所谓chol-kha者，乃为蒙古皇帝接受灌顶时所为供养献给上师之朵甘思、朵思麻、乌思藏等地所取之名。”此之所谓上师即指元朝的第一位帝师八思巴上师，蒙古皇帝则指元世祖忽必烈。传说八思巴帝师曾3次向忽必烈皇帝及其皇后、王子等传授萨思迦派之密法及喜金刚三续之大灌顶，忽必烈汗亦分别赐以乌思藏十三万户、吐蕃三chol-kha等供养作为回报。对吐蕃三chol-kha之地望，《汉藏史集》中亦有明确的界定，其云：“自迦域纳里贡塘以下[东]，至索克剌迦兀以上[西]，为[乌思藏]正法之chol-kha；自索克剌迦兀以下，至黄河河曲以上，为[朵甘思]黔首人之chol-kha。至黄河河曲以下，至汉白塔以上[朵甘麻]旁生马之chol-kha，人、马、法三[chol-kha]之朝贡按例而行，各个chol-kha各有一名本禅，由皇帝施供双方协议任命。”
由于后出之藏文文献中，吐蕃三chol-kha的说法相当流行，人们已习惯将chol-kha当作一个一般的地理单位名称，而不去注意其本来的意义。然按其传统之地理区划，西藏通常被分为纳里速三围(mngav-ris-skor-gsum)、乌思藏四茹(dbus-gtsang-ru-bzhi)、朵甘思六岗(mdo-khams-sgang-drug)，与此所说吐蕃三chol-kha有明显的不同。可见，chol-kha当不是西藏固有的地理概念，而是蒙元时代引入的一个新名字。因此，弄清此词于蒙元语境中之本来意义，将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所谓吐蕃chol-kha的实际涵义。
事实上 ，早在70余年前，伯希和(P.Pelliot)就已经指出，藏文中的chol-kha一词乃一蒙古语借词，它的原形是蒙古语词colga。而colga在蒙文文献中就是汉字“路”的对译。此词连同其“路”的训义，以chol-kha的写法移植到了西藏语中。伯希和的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若将吐蕃三chol-kha直接训义作“吐蕃三路”则易生岐义，因为元代并没有设立名为“吐蕃三路”之行政区划，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的三路指的是乌思、藏、纳里速和鲁孙等三路，与吐蕃三chol-kha所指显然不同，它只是吐蕃三chol-kha中的乌思藏法之chol-kha。
对照上述吐蕃三chol-kha之地理划分，我们不难将它们分别与元代于西藏地区所设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朵甘思慰司]与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等同起来。虽然于元代汉文文献中亦曾出现“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路”这样的说法，然而更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西蕃三道宣慰司”，因为元代宣慰使司一级地方机构，在行政区划上亦被称为“道”。所以，“bod-kyi-chol-kha-gsum”之最准确的译法当为“西蕃三道宣慰司”。比照藏文史料中关于chol-kha、dpon-chen的记载与汉文资料中有关“西蕃三道宣慰司”的记载，不难确定藏文史籍中之所谓“chol-kha”实际上指的就是宣慰司，而其所谓“dpon-chen”当即是宣慰司之长官宣慰使都元帅。
查元朝管理西藏的行政机构，中央一级的是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名义上，宣政院由帝师统领，实际权力则掌握在院使手中。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国家混一区宇，而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谷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以故自河以西直抵土蕃西天竺诸国邑，其军旅、选格、刑赏、金谷之司，悉隶宣政院属，所以控制边陲、屏翰畿甸也。”宣政院之下则分设吐蕃行等处[朵思麻]、吐蕃等路[朵甘思]与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管理整个大西藏地区。按元朝制度，“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它是中央政府于边疆地区设立的行政特区。元代西藏地区之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三个宣慰使司不隶属于行省，而直属宣政院管辖。按藏人自己的说法，宣政院下辖之三个宣慰司之地虽不足一个行省，然因为是帝师所居之佛法兴盛之地，故亦大致相当于一个行省。吐蕃三宣慰司之奏请由宣政院转呈皇上，朝廷对西藏的诏令则通过宣政院下达各宣慰司执行。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秩从二品，设宣慰使五员、四员不等，下属则有军民万户府、总管府、招讨使司、军民安抚使司等机构。如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属主要机构即是著名的乌思藏十三万户。
由于藏文历史文献之记载不够完整，所以尽管我们可以确定藏文文献中的所谓吐蕃三chol-kha当就是汉文文献中所说的西番三道宣慰司，但仍然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据汉文文献记载，西番各宣慰司之宣慰使分别有四名、五名不等，而藏文文献中却说各个chol-kha各只有一位本禅。事实上，身为朵甘思[馆觉]本禅的敦楚(ston-tshul)似位居时任吐蕃宣慰使、都元帅的畏兀儿人叶仙鼐之下。尤其令人困惑的是，《汉藏史集》既称“于朵思端”(mdo-stod)之馆觉、朵思麻之灵藏各有一个chol-kha，各个chol-kha各有一个本禅“，复按其所述吐蕃三chol-kha之地理划分，朵思麻与朵甘思两个chol-kha间以黄河河曲为界，故灵藏与馆觉二地当皆在朵甘思境内。汉文文献中亦称“突甘思旦麻”，故灵藏当属朵甘思之地。《元史》百官志中对西番三道宣慰司之治地都未有明确交代，一般以河州(今甘肃临夏)为朵思麻宣慰司之治地，萨思迦为乌思藏宣慰司之治地，而朵甘思宣慰司之治地则不知其详，或有以旦麻为其治地者。明太祖洪武年间先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统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后复升朵甘、乌思藏卫为行都指挥使司。设治于河洲的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之职掌当大致与元代之朵思麻宣司同，故确定元代朵思麻宣司之治地亦在河州当合情理。说同处于朵甘思地，且相距不远的灵藏与馆觉曾分别是朵思麻与朵甘思两个宣慰司之治地是不可想象的。更可能的解释是，灵藏与馆觉作为朵甘思地方的两个贵族，受八思巴帝师之亲信与荐举而分别出任了朵思麻与朵甘思两个宣慰司之长官，以至于后人竟经称“朵甘思馆觉、朵思麻灵藏者，各道(chol-kha)各有其本禅”。
至于对西番三道宣慰司之治地的确定，《汉藏史集》中的一段记载或可为我们提供新的契机。该书中有一章节专述忽必烈汗遣大臣答失蛮往吐蕃建立驿传系统，其云：“答失蛮获赐所需诸上师法旨与皇上诏诰，率众多侍从，携带往来所需物品，以及自大小内库所得给西番僧俗、长老、权贵之优良赏品等西行。先达正法后弘之源头、朵思麻地丹底水晶佛殿(dan-tig-shel-gyi-lha-khang)、后次第往朵甘思之昝多桑古鲁寺(gtso-mdo-bsam-vgrub)、藏之具吉祥萨思迦等地集聚民众，如应分发赏品、宣读诏诰。”很显然这里提到的这三座寺院，有可能分别为西番三道宣慰司之治地。元时吐蕃地方多政教合一，或者由一地方贵族与一宗教派别联手，或者同一家族内细分二支，分掌政、教。是故，具有浓重地方自治色彩的西番三道宣慰司分别以三座寺院为其治地，或当合乎情理。萨思迦为乌思藏宣慰司之治地当无问题，萨思迦本是帝师八思巴所领萨思迦派之根本之地，萨思迦本禅亦称乌思藏本禅，首任萨思迦禅释迦藏卜(shākya-bzang-po)被封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军民万户，以后历辈本禅多有得享宣慰使、都元帅之称号者，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之行政中心显然就在萨思.丹底寺，位于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寺处循化县城黄河北岸10余公里的小积石山中，乃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之地，一直是各派教徒向往的圣地，从吐蕃往内地进贡的番僧多往此寺朝圣。《秦边纪略》云：“河州东有临洮之倚，北有兰、庄之轭，南有洮州之塞，西有西宁之环”，显然丹底寺地处河州境内，故笼统地说元朵思麻宣慰司之治地为河洲不错，而更确切的地点或当是丹底寺。至于猜测昝多桑古鲁寺即元朵甘思宣慰司之治地，亦有不少佐证。《汉藏史集》中曾多次提到朵甘思昝多桑古鲁寺，除了前述答失蛮出使吐蕃于此号令分赏外，还曾提到八思巴上师曾于阳火龙年自汉地返回吐蕃时路经朵甘思昝多新寺(mdo-khams-rtsob-do-gnas-gsar)，于一日内受大近侍顿楚(nye-gnas-chen-po-ston-tshul)为首之众献千五百卷大宝经书，以及土地、寺院、属民、财富等大量供品。同书有关南监灵巴家族历史(rnam-rgyal-gling-pavi-lo-rgyus)的章节中，复提到曾任出密万户、萨思迦内臣的大近侍公伯伽(nye-gnas-chen-po-mgon-po-skyabs)之子端竹监藏(don-grub-rgyal-mtshan)曾追随帝师公哥罗古罗思(kun-dgav-blo-gros)，遂于朵甘思为第二大寺昝多桑古鲁寺之大近侍(gdan-sa-bar-pa-gtso-mdo-bsam-grub-kyi-nye-gnas-chen-po)，持印理事。于此，昝多桑古鲁寺被称为第二大寺，此或该寺乃萨思迦寺以外属于萨思迦派的第二大寺。同书载八思巴上师之侄子答剌麻八剌伽答(bdag-nyid-chen-po-Dharmapalarakista)曾于朵甘思任住持7年(vdis-gdan-sa-lo-bdun-mdzad)，并圆寂于朵甘思。他于此间所住持之寺院或当即是萨思迦的第二大寺昝多桑古鲁寺。而那位曾任昝多桑古重寺之大近侍的南监邻巴家族的开山鼻祖端竹监藏复被称为“宣慰司之大长官”(son-wivi-mi-dpon-chen-po)，此等种种资讯令我们不由自主地推测昝多桑古鲁寺或当为朵甘思宣慰司之行政中心、朵甘思宣慰司之治地。这种推测复可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得到支持，《明实录》太祖洪武七年七月已卯条云：“朵甘乌思藏僧荅力麻八剌(dhurmapa-la)及故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kun-dgav-rgyal-mtshan-dpal-bzang-po)遣使来朝请师号，诏以荅力麻八剌为灌顶国师，赐玉印海兽纽，俾居昝多桑古鲁寺，给护持十五道。”可见，明初之昝多桑古鲁寺仍是朵甘思之重地。至于此寺之地望，Petech先生认为它当位于南部安多，即是麻儿勘(smar-khams)的昝多，或称tsom-mdo，tsom-mdo-gnas-gsar，居黄河下游右岸，东经101度30分，北纬32度30分处。它与以噶尔托为中心的著名的麻儿勘不是同一个地方，后者要比前者往南低2度。昝多桑古鲁寺当去馆觉不远，曾于此地向八思巴上师献大量供品的大近侍顿楚即来自馆觉，被称为“朵甘思馆觉之霍尔禅顿楚”(mdo-stod-gyon-ni-hor-chen-ston-sthul)。
四、元代的灵藏本禅
按前引《汉藏史集》之记载，灵藏mdo-smad-chol-kha之dpon-chen，mdo-smad-chol-kha当即为朵思麻宣慰司，全称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dpon-chen”亦当为藏人对该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之头目宣慰使、都元帅之称呼。所以灵藏头目之实际身份当是朵思麻宣慰使司之宣慰使、都元帅，藏文文献中有称其为“灵[藏]之本禅都元帅”(gling-gi-dpon-chen-du-dben-sha)者，即是其印证。与之相应，馆觉之头目即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朵甘思宣慰司之宣慰使、都元帅、他们都是元代所封的从二品高官。
限于所见史料，我们对灵藏于蒙元时代的历史所知不多，对吐蕃等处宣慰司的了解亦有待深入。从现有藏文文献中的一些零星记载来看，灵藏家族之发迹当与元朝帝师萨思迦上师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据前引《汉藏史集》的说法，“所谓本禅者，乃藏人为上师之近侍所取的大名”。虽然宣慰司之本禅，即宣慰使、都元帅乃朝廷之二品命官，然因元朝于吐蕃之行政管理的特殊性，萨思迦帝师于吐蕃之地位举足轻重。所谓“元起朔方，故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他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所以，说元朝出任本禅者皆为萨思迦之近侍、亲信当符合当时之事实。乌思藏本祥亦称萨思迦本禅，其中有不少是由萨思迦之内臣(nang-chen)升任，或者由萨思迦亲信之万户长升任，总之皆为帝师辟举而得朝廷之认可。而朵思麻、朵甘思之本禅的封任，理亦循此例。传说八思巴上师路过朵甘思地时，亦曾访问过灵藏，并得到后者的热情接待。然笔者迄今未曾见到有关八思巴上师与灵藏僧俗往还之直接记载，故无法弄清灵藏得宠于萨思迦派之因缘。
《汉藏史集》关于《达那宗巴历史》一章中，曾开宗明义地提到：“于众生顶饰具吉祥萨思迦派统治吐蕃三道宣慰司时，出现过建立功业的本禅、上师、格西、学者等。于彼等无数贤哲伟人中，最早对萨思迦立有大功的3人，乃仲巴萨思迦本禅释迦藏卜、东方朵思麻宗喀地方的格西亦邻真尊珠(rin-chen-brtson-vgrus)、朵甘思馆觉之辇卜阇敦楚(rin-po-chen-ston-tshul)等3人。传说这三人因萨思迦与必里公派冲突而往上都寻求朝廷支持，结果如愿以偿，遂成为萨思迦手下最有权势的功臣。有鉴于释迦藏卜是第一任萨思迦本禅，敦楚也于1274年前后受八思巴上师推荐而被任命为朵甘思六岗之总管(spyivi-bdag-po)，即也可能就是朵甘思之本禅。我们或可推测，这位来自东方朵思麻宗喀地方的格西亦邻真尊珠就是朵思麻道宣慰司的第一位本禅，尽管他与其后裔最终成为萨思迦治下后藏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迄今尚无资料可以说明格西亦邻真尊珠与灵藏本禅或灵藏家族有何关系，然而灵藏于藏文资料中亦被称为夏喀灵藏(shar-kha-gling-tshang)，此所谓夏当可能即是“东方朵思麻宗喀”(shar-mdo-smad-tsong-kha)的简称，故二者之间当不无关系。
如果说确定夏喀灵藏与来自东方朵思麻宗喀地方的格西亦邻真尊珠之间的渊源关系尚嫌证据不足的话，要说明灵藏与江孜法王(rgyal-rtse-chos-rgyal)家族，以及元代蒙古朝廷内地位近次于八思巴上师的另一位西藏喇嘛胆巴国师的关系则要容易得多。在藏文史籍中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八思巴上师与朵甘思旦麻地区有特殊的渊源。按汉文史书的记载，西番国师胆巴来自“西蕃突甘思旦麻”，曾为萨思班智达公哥监藏之弟子，后受八思巴帝师之推荐而得宠于朝廷，帝师“告归西番，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国]师。”胆巴国师供职于世祖、成宗两朝，因擅祷大黑天神阴助王业，且善应对、有口才而名称一时。按照藏文史书的记载，胆巴国师即来自旦麻之噶巴之地，故人称其为噶·阿尼胆巴(lga-ang-snyen-dam-pa)。1267年，八思巴帝师回藏途中到达此地，聚集僧俗信众万余人，举行盛大法会，此地遂被称为称多(khri-vdu，意为万人聚会)。于此，八思巴帝师授命胆巴国师建尕藏寺(skar-baznag-dpal-vbyor-dgon-pa)，并赐以金银汁书写之《大藏经》等法宝，使该寺很快成为朵甘思的一座萨思迦派大寺，寺僧多时达1900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著名的元朝国师还竟然是藏地著名的江孜法王的先人。《汉藏史集》中有记载说：“于旦麻噶[巴]之地，出有一位名噶·阿尼胆巴、富有而信仰善品者，即彼于噶、旦、折兀之地，建具飞檐汉式屋顶之佛殿一百零八座，各佛殿中立稀有法宝[佛像]及整套甘珠尔藏经，其前有明妃眷属[像]，以五供持续供养，作是等善业等圆满仪轨之大事业。彼之贤侄之传人旦麻温卜、藏卜监藏父子及侍从等，往乌思藏清净之地，尤其是具吉祥萨思迦巴之尊前。”而这些人的后裔就是后来因追随萨思迦派而于藏地发迹的鼎鼎大名的江孜法王家族。江孜法王家族名称来自东方旦麻之夏喀瓦(shar-phyogs-ldan-ma-las-skyes-shar-kha-ba)，而如前所述，灵藏赞善王家族亦属于旦麻夏喀瓦家族。虽然尚难确认灵藏家族与江孜法王同宗同源，然他们同属夏喀瓦家族这一事实说明二者之间关系紧密。传说灵藏王族乃格萨尔王之兄长之后裔，而江孜法王家族则称乃为格萨尔王女婿之后裔，此亦可以认为是二者出于同一家族的佐证。而既然灵藏与夏喀瓦家族，或者说与胆巴国师关系紧密，其为萨思迦派所重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灵藏与馆觉的紧密关系亦显然是灵藏于蒙元时期成为朵思麻本禅的重要原因之一。《司徒遗教》中记载，敦楚被任命为朵甘思六岗之主(mdo-khams-sgang-[drug]-gi-bdag-po)之后，不分亲疏、远近，遵皇上施供之旨意，自为总主(spyivi-bdag-po)，然于其本土馆觉不曾任命一人为宣慰使、万户长、千户长等，而任用灵藏之头目，于灵[藏]任命万户长与千户长。同书中还在关于朵思麻的记述中提到有灵藏本禅释迦监藏(gling-tshang-pavi-dpon-chen-shākya-rgyal-mtshan)，并说灵藏与怕木古鲁派(phag-mo-gru-pa)关系紧密，于其中心邓萨提寺(gdan-sa-thel)有10位来自灵藏的人。《江孜法王传》中亦曾提到萨思迦派于朵甘思所设官职有馆觉、灵藏、夏喀、旦麻等4所。他们之间不仅地域相接，而且亦当有极为紧密的家族血缘渊源，前述灵藏与夏喀之关系就是例证。而灵藏之馆觉之间亦是如此，为馆觉之头目者有出自灵藏家族者，此容后述。正因为如此，显然这几个家族于朵甘思地区互相接应，皆为当地显要，八思巴上师往返汉藏途径朵甘思时获其热情相待，故为其亲信、倚重，而委以重任。
必须承认的是，在元代灵藏，或者朵思藏宣慰司的历史上，尚有一些没有解决的疑问。例如对地处朵甘思的灵藏何心被称为“朵思麻之灵藏”这样的提问，我们尚无令人满意的答复。明代朵思麻河州下属二十四族熟番中有灵藏族，《明实录》中曾两次提到河州熟番灵藏。如有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甲午下条载“陕西弘化寺、灵藏族番僧领真俄竹(rin-chen-dngos-grub)等进贡至，赐宴赏如例”。然而，这个看来与明封大慈法王、格鲁派大德释迦也失(shākya-ye-shes)创建的弘化寺关系相近的河州灵藏族与地处“突甘思旦麻”的灵藏赞王家族是何关系，我们不知其详。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尚期待有新资料的出现。
五、明朝封灵藏为赞善王之原因
弄清了灵藏、馆觉两个家族在蒙元时代的实际地位，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于明代分别受封为灌顶国师和赞善王与护教王了。明成祖永乐皇帝封他们为王的原因，不可能如Sperling氏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受到五世哈立麻活佛的影响，是为了确保乌思藏与中原之驿路的畅通，为哈立麻入朝提供便利。明代初年于西藏地区之施政，重于对故元于西藏之种种设置的接收与改编。早在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明廷就已将吐蕃等处宣慰司改编为河州卫，以元故宣慰使何锁南普为河州卫指挥同知。洪武六年(1373)二月，“诏置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基本上维持了元代治藏机构之原样。至洪武七年七月(1374)，元代之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3个宣慰司被正式必编成西安[河州]、朵甘、乌思藏3个行都指挥都司，元朝所封之大小官员凡来朝进贡者，均可获得明朝廷之确认与续封。就是明朝不存在的官号，只要有元朝之先例在，亦同样可以获得确认。是故，灵藏与馆觉之头目作为元朝的二品旧官被明廷重新途用，当是顺理成章之事。据《明实录》记载，灵藏家族之“剌兀监藏洪武中率先朝贡，授朵甘卫都指挥使。”。以后，永乐四年(1406)，明廷复“授[灵藏]箚思木头目撤[撒]力加监藏(snags-rgyas-rgyal-mtshan)为朵甘卫行都司都指挥使”。元明两朝于西藏政策上的演变过程由此可见一斑。是故，稍后明成祖封剌兀监藏之弟着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本不需要其他特殊的理由。与他们同时受封为教王者有帕木竹巴头目阐化王、必里公头目阐教王、思达藏头目辅教王等，其中帕木竹巴与必里公于元朝时分别是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正三品，地位要低于灵藏与馆觉之本禅。而维持中原与西藏之驿路的畅通，本来就是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道宣慰使司及其下属诸万户的重要职责，蒙元统治边地之最重要的内容首先就是括户、分封和置驿，并于此基础之上进而设官分职，建立统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元朝曾两次于西藏地区进行全面的户口调查，建立大驿站二十八处，并具体规定各万户支应驿站、提供铺马、首思之办法。而作为地方行政之最高长官的宣慰使、都元帅的重要职责之一，亦为确保驿路之畅通，例如元乌思藏宣慰使、拉堆洛万户软奴汪术(gzhon-nu-dbang-phyug)在任期间就曾主持乌思藏地区之户口调查，并因“赈其管内兵站饥户”，而受到朝廷赏赐。元朝曾于朵思麻设七大驿站，于朵甘思设九大驿站，保障了汉藏两地之间的交通、与往还于汉藏两地之西藏喇嘛与蒙古使者的安全。设于朵思麻的驿站则对蒙古军队征服云南亦有功德，设于朵甘思之噶若(ga-re)与高必(go-dpe)两个驿站则对与乌思藏的交通有特殊意义。如前所述，灵藏所在之邓科历来是青、康、藏之交通枢纽，文成公主入藏时就曾于此停留，元代与元代以后由康区入藏多由甘孜绒坝岔沿雅砻江而上，于浪多渡江，经德格协庆寺、三岔河，沿俄沟而上，于邓科西渡金沙江入藏。据《汉藏史集》记载，“于北方之蒙古与吐蕃交界处之附近，有一块形似牦牛之大磐石，牛嘴朝东，牛背后流出一河，名称搽结藏卜(tshe-skye-gtsang-po)，流向西方。牛前面流出一河，名称必里曲河[即通天河]，流入东方之旦麻地区。河之北续为旦阳，河之南续为旦阴。近彼大河之下半结堵(skyed-stubs)之地，有一条汉蒙之大驿道从中间穿过 ，其西部为上旦[麻]，有名称噶巴之地(lga-pavi-yul)者。旦麻河流之谷地，有称为折兀之地(tre-bovi-yul)者，成统治噶、旦[麻]、折兀三地(dgav-ldan-tre-bo-gsum)之王族”。显然旦麻即长江与澜沧江上游两江并流的地区，包括今青海玉树之东部与四川甘孜北部地方，确是元代汉藏间的交通枢纽之地。是故，历代入朝之吐蕃上师大都经由此地入藏，Sperling、Tashi Tsering 文中所引诸哈立麻活佛传记有关其传主于入朝途中经灵藏而与灵藏王往还之记载即是证明。碍于史籍阙载，我们无法确定元代于旦麻所设之驿站是否就在灵藏，然灵所处之地理位置对于当时汉藏交通之重要则毋庸置疑。尽管如此，这依然不足以说明明廷只是为了重新开通一度中断的汉藏驿路才封灵藏头目为赞善王，也并不能因为历代哈立麻活佛入朝途径此地时与灵藏王有所往还就断言明成祖是受其所宠爱的哈立麻活佛的影响才封灵藏为赞善王的。
六、《明实录》所载灵藏赞善王及其他灵藏家族事迹
《明实录》永乐五年(1407)三月丁卯条记载，明廷“命馆觉头目南葛监藏(nam-mkhav-rgyal-mtshan)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复云：“南葛监藏者，剌兀监藏之子也。剌兀监藏洪武中率先朝贡，授朵甘卫都指挥使。及其卒，以弟着思巴儿监藏(grags-pa-rgyal-mtshan)暂领其职”。而着思巴儿监藏即是明廷封授的第一位灵藏赞善王，南葛监藏则承其叔父之后为第二位灵藏赞善王。由此可见，明代灵藏与明廷的交通并非如Sperling氏所言始于永乐朝(1403-1424)，而开始于洪武朝(1368-1398)中期。Sperling氏文中引述了司徒搠思监冲纳思(si-tu-chos-kyi-vbyung-gnas)所撰《哈立麻派活佛传》中五世哈立麻活佛大宝法王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1384-1415)传中的一段记载，事涉幼年之大宝法王于1392-1394年间游历朵甘思地区之经历，其云：“受夏尔喀灵[藏]之本禅措兀监藏(shar-khavi-gling-gi-dpon-chen-khro-bo-rgyal-tshan)所邀，赐本禅、万户长、达鲁花赤等受职地方头目为首之本波等人众近住等戒，且以各自信受之法令其餍足。此后，受馆觉之本禅斡即南哥巴之邀，于狗年三月上弦日序驾临[馆觉]”。此处之狗年，当为阳木狗年，即1394年。Sperling氏认为此处提到的灵藏本禅khro-bo-rgyal-mtshan即是《明实录》中提到的第一位赞善王着思巴儿监藏。在这位灵藏本禅khro-bo-rgyal-mtshan显然更应当是指洪武中朝率先朝贡而被封授为朵甘卫都指挥使的剌兀监藏，他是着思巴儿监藏之兄长。汉音译名剌兀监藏较之着思巴儿监藏更接近khro-bo-rgyal-mtshan之对译；1394年，为明洪武二十七年，于“洪武中率先朝贡”之剌兀监藏或仍在位。其弟着思儿监藏于何时“暂领其职”，史无明证，而其受封“灵世故灌顶国师”则发生于永乐四年。此外，Sperling氏将着思巴儿监藏一名还原为藏文chos-dpal-rgyal-mtshan，事实不然，正确的还原应当是grags-pa-rgyal-mtshan。《明实录》永乐八年(1410)正月、二十年(1422)三月、二十一年(1423)二月条下都记载灵藏赞善王之名为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后者乃grags-pa-rgyal-mtshan-dpal-bzang-po于明代汉文文献中常见的规范的音译。
正如藏文史料中将灵藏家族分成大、中、小三支(gling-che-vbring-chung-gsum)，或称上、中、下三支(gling-khri-gong-vog-bar-gsum)一样，《明实录》有关灵藏赞善王及其灵藏其他僧俗头领之记载同样表明，与明朝廷往来的灵藏家族亦非只有赞善王一支。而且，灵藏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于永乐四年(1406)二月受封为灵藏灌顶国师，五年(1407)三月升为赞善王。于此之前，曾代其兄剌兀监藏暂领朵甘卫都指挥使司。灵藏赞善王家族似与萨思迦派一样采用“叔侄相承”的继承制度。著思巴儿监的赞善王位由其侄儿南葛监藏巴藏卜(nam-mkhav-rgyal-mtshan-dpal-bzang-po)继承，后者先于永乐五年三月前者受封为赞善五时袭其职，获封为朵甘卫都指挥使，后于洪熙元年(1425)初袭封赞善王爵。耐人寻味的是南葛监藏于《明实录》中亦被称为“馆觉头目”，可见，灵藏与馆觉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依旧极为紧密。正统六年(1441)，南葛监藏遣使奏称年老，“欲令长子班丹监剉嗣封赞善王，次子巴思恭藏(vphags-dgon[!]-bzang-po)为都指挥”。朝廷分授班丹监剉、巴思恭藏卜为都指挥、指挥佥事。正统十年(1445)六月庚申，明廷敕谕班丹监剉袭其叔父南葛监藏巴藏卜位，为灵藏灌顶国师选善王。然而，至少于弘治九年，灵藏王南葛坚藏巴藏卜(1496)依然在世，卒年不祥。“弘治十六年(1503)九月辛卯，西番故灵藏寺赞善王[南葛坚藏巴藏卜]之弟端竹坚昝(don-grub-rgyal-mtshan)遣番僧阿完(ngag-dbang！)等来贡，因请袭职，从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癸酉，故灵藏赞善王喃葛坚粲巴藏卜之弟端竹坚昝乞其兄爵，许之。”端竹坚昝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二月庚寅，其侄端岳坚昝(don-yod-rgyal-mtshan)遣使奏乞袭职，获朝廷许可。直至天启六年(1626)七月丁酉，“陕西外夷赞善王端岳对昝(don-yod-rgyal-mtshan)遣使进贡方物，赏赉如例”。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赞善王条下所载，基本上是转抄了《明实录》中的相关资料，然而引述时添加了许多明显的错误。首先，其称“洪熙元年(1425)，[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王卒，从子喃葛监藏袭。”而据《明实录》所载，喃葛监藏为著思巴监藏之兄剌兀监藏之子，故乃赞善王之侄儿，而非从子。著思巴儿监藏之子当是锁南监藏(bsod—nams—rgyal—mtshan)，他曾于宣德元年(1426)三月遣使入贡，同年冬十月获赐朵甘都指挥使诰命。其次，引述成化十八年(1482)礼官所言入贡则例后，复称“遂封喃葛坚粲巴藏卜为赞善王”。查《明实录》成化十八年二月甲寅条，《明史》所引礼官所言与《明实录》所记礼部所奏内容基本相同，然并不见再封喃葛坚粲巴藏卜为赞善王的记载。《明史》提到正统五年(1440)，喃葛坚剉“奏称年老，请以长子班丹监剉代。帝不从其请，而授其子为都指挥使。”此当为正统六年(1441)发生之事。《明实录》正统六年四月辛卯条下，全文引述敕谕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喃葛监藏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大小头目人等之诏书，其内容与此《明史》所载相符。《明实录》正统十年(1445)六月庚申条下，复引敕谕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南葛监藏巴藏卜侄班丹监坐剉之诏书全文，详述准班丹坚剉代其叔父南葛监藏为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之事。《明实录》正统六年四月与正统十年六月前后两条记载分别记班丹坚剉为南葛监藏之长子、亲侄，自相矛盾，按明廷受封为法王、教王者均为番僧之事实及灵藏家族“叔侄相承”之惯例，班丹坚剉不应当是南葛监藏之长子，而更当为南葛监藏之亲侄。然而，虽然《明实录》正统十年六月庚申条载敕谕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南葛监藏巴藏卜侄班丹监剉诏书中称班丹监剉“克承梵教，恪守毗奈”，获赐礼品中亦有“僧帽、袈裟、法器等件”，似表明班丹监坐剉当以僧人身份袭赞善王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明封赞善王绝非均是僧人，他们中确有子嗣且获封朵甘卫都指挥使者。前述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子锁南监藏为朵甘都司都指挥使就是一例。是故班丹监剉确有可能为南葛监藏之子。不管班丹坚剉是南葛监藏的儿子，还是侄子，总之，他已于正统十年取代南葛监藏为赞善王，《明实录》正统十三年(1448)、景泰三年(1452)、五年(1454)、成化十二年(1476)条下，都有赞善王班丹坚剉遣使入贡的明确记载。耐人寻味的是，“灵藏赞善王喃葛坚参巴藏卜”之名复出现于《明实录》弘治七年(1494)二月癸亥条下，他至迟死于弘治十六年(1503)，正德二年(1507)袭其职赞善王者又为其弟端竹坚昝，而不再是班丹坚剉之侄儿。赞善王班丹坚剉一支的继承权又回到了其叔父一支手中。更有甚者，《明实录》成化三年(1467)七月丁亥条下记载，“命灵藏僧塔儿巴坚粲(thar—pa—rgyal—mtshan)袭封为赞善王”。这位塔儿巴坚藏显然与南葛监藏、班丹坚剉叔侄两位赞善王都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他属于灵藏家族的另一支，即灵藏王，或称林葱土司家族，此容后述。事实上，塔儿巴坚藏在世为赞善王时，于朵甘思地面显然同时有两位，甚至三位赞善王存在。《明实录》成化十二年(1476)八月戊寅条下有乌思藏赞善王班丹坚千遣使入贡的记载，所以，塔儿巴坚赞为赞善王之后近10年，班丹坚剉亦仍是赞善王。而《明实录》弘治九年(1496)六月甲申条下称，“西番赞善王遣番僧劄挂星吉、灵藏赞善王遣番僧端竹等来贡，赐宴并彩段衣服等物如例。”这里的西番赞善王当指塔儿巴坚藏，灵藏赞善王则当不再是班丹坚剉，而是南葛监藏了。因为此前两年，《明实录》中出现了“灵藏赞善王喃葛坚参巴藏卜”遣使入贡的记载。出现这种几位赞善王并存局面的原因，当是赞善王班丹坚剉与明廷构恶所致。《明实录》景泰五年(1454)七月壬寅条下载，灌顶国师赞善王班丹坚剉因“累遣使臣入贡，求食茶坐船癝给，未蒙允赐”，而以“边民为恶，臣难以禁阻”要挟朝廷。景泰七年(1456)二月壬寅条下复载，“赞善王班丹坚剉等私造军器，交通虏寇，阴谋未测”。出于对赞善王班丹坚剉的不满与防范，明朝廷又使出了“多封众建”的惯伎，不但重新请出早已年老告退的赞善王南葛监藏再度出山，而且又封属灵藏家族另一支系的塔儿巴坚藏同为赞善王，以分化、瓦解赞善王班丹坚剉之势力。
Tashi Tsering文中所列灵藏王统(gling—gi—rgyal—rabs)，显然就是后世所谓林葱土司家族之世系，前文所提到的各位赞善王，除了塔儿巴坚粲外，都不见于这一王统世系中。可见，实际上它们与赞善王并非属于同一支。晚近仍藏于邓柯之林葱土司家的明宣德五年敕谕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星吉儿监藏诰命表明，所谓灵藏王或林葱土司乃明代朵甘卫行都司都指挥使家族及其后裔，其于明代之世系传承亦详见于《明实录》。Tashi Tsering文中所列第50代灵藏王du—si—sangs—gyas—rgyal—mtshan显然即是于明永乐四年二月受封为朵甘卫行都司都指挥使的所谓剳思木头目撤【撒】力加监藏，亦称桑尔结监藏者。直到宣德五年五月庚戌，撤力加监藏奏称年老乞致仕，朝廷许以其子星吉儿监藏代之。明廷于是年赐星吉儿监藏诰命，令其“替职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指挥使”。星吉儿监藏，即藏文seng—ge—rgyal—mtshan之音译，亦即Tashil Tsering文中所列桑尔结监藏之子，第5l代灵藏王都【指挥】使du—si—seng—ge—rgyal—mtshan。星吉儿监藏有子4人，分别为第52代灵藏王都【指挥】使丹增亦摄思(du—si-bstan—vdzin—ye—shis)、chen—po—bdag—drung、赞善王塔儿巴坚藏(tsan—shing—vang—wang—thar—pa—rgyal—mtshan)、万户长斡色儿监藏(khri—dpon—vod—zer—rgyal—mtshan)等4人。其中塔儿巴坚赞于成化三年“袭封为赞善王”，事实上，塔儿巴坚赞并非“袭封”，而是灵藏王家族受封为赞善王者仅塔儿巴坚赞一人而已。按Tashi Tsering文中所列灵藏世系，都指挥使丹增亦摄思之子噶立麻监藏(karma—rgyal—mtshan)，以及后者之子、第53辈灵藏土司次仁劄思(tshe—ring—bkra—shing[shis])亦都拥有都【指挥】使的称号，然而他们的名字不见于《明实录》中。
灵藏家族于明代所担任的职位中最重要的一定是朵甘行都指挥使，后者无疑是朵甘卫之最高行政长官，其地位大致与元代的朵甘思宣慰使都元帅相同。按明代职官制度，行都指挥使是朝廷二品命官，“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行都指挥使司设官与都指挥使司同，设行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2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4人，正三品。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首置于洪武六年二月，洪武七年七月因“虑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故“命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其朵甘、乌思藏亦升为行都指挥使司，颁授银印”。此西安、朵甘、乌思藏等三个行都指挥使司之职能、地位显然与元代所设西番三道宣慰使司大致相仿，不同的是，元代吐蕃三道宣慰司直接受制于中央的宣政院，而明代朵甘、乌思藏二卫行都指挥使司实际上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亦即陕西都司节制，这表明明代吐蕃地区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地位较之元代有了进一步的削弱。假如说元代吐蕃三道宣慰司尚可认为与一行省之地位相当的话，明代的三卫行都指挥使司则更多地被认为是陕西、四川都司[行省]下辖领土的一部分，《明实录》中常见诸如“陕西河州”、“四川乌思藏”一类的提法就是例证。与此相应，灵藏赞善王亦被称为“乌思藏灵藏赞善王”、“陕西洮州灵藏赞善王”、“陕西外夷灵藏赞善王”、“西番赞善王”等等，不一而足。
与赞善王一职并非为灵藏家族中的一支独占，且同时存在几位来自不同支系的赞善王一样，朵甘卫行都指挥使一职也不只为林葱土司家族专任，亦出现有同时好几位来自灵藏家族不同支系的成员出任该职的现象。朵甘卫初设时，仅以锁南兀即尔(bsod—nams—vod—zer)为指挥同知，未见有都指挥使之设。《明实录》中提到的最早的朵甘卫都指挥使即是首位灵藏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之兄剌兀监藏，他于洪武中率先朝贡而得授朵甘卫都指挥使之职。其后，其弟著思巴儿监藏暂代其职。永乐四年二月壬寅，于著思巴儿监藏受封为灵藏灌顶国师的同时，授劄思木头目，即灵藏王撤[撒]力加监藏为朵甘卫行都司都指挥使。次年，又命剌兀监藏之子、馆觉头目南葛监藏以及阿屑领占俱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阿卓南葛领占及灵藏头目锁南斡屑为都指挥佥事。是时撒力加监藏亦当仍在都指挥使位。撒力加监藏之子星吉儿监藏于宣德五年袭朵甘行都指挥使位，而当正统六年赞善王南葛监藏以年老请以其子袭位时，明廷复分别授其二子为都指挥与都指挥佥事职。而即于宣德、正统年间，灵藏家族的另一支亦有阿努、软努巴父子相继为朵甘卫都指挥者。《明实录》宣德五年(1430)八月辛巳条提到朵甘卫故指挥使阿奴与其子软努巴；而于正统五年三月乙卯条下又提到灵藏指挥软奴巴。可见，朵甘卫都指挥一职亦于这一家族中世袭。按明代常例，行都指挥使司只设都指挥使1人，而且“又以都卫节制方面，关系甚重，从朝廷选择升调，不许世袭”。故“凡都司并流官，或得世官，岁抚、按察其贤否，五岁考选军政而废置之”。然而，于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不但同时出现有好几位都指挥使，而且行都指挥使一职亦曾于灵藏王家族之不同支系中世袭。前述明宣德五年皇帝敕谕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星吉儿监藏袭其父职为都指挥诰命，以及阿努与软努巴父子相继为都指挥就是例证。此皆有违明制常例，看来朵甘卫都指挥使司与元朝的三道宣慰司一样享有许多惟有特区所有的特权。朵甘卫行都指挥司下辖朵甘思1个宣慰司，朵甘思、朵甘陇答、朵甘丹、朵甘仓溏、朵甘川、磨儿勘等6个招讨司，沙儿可、乃竹、罗思端、列思麻等4个万户府以及17个千户所等，其作为明代朵甘思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的地位是无可怀疑的。
七、余论
明代所封法王、教王、国师、西天佛子等号，虽“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然而它们绝大部分只是封给诸卫番僧、土官之尊号，并没有正式列入明代的职官制度，严格说来他们并非朝廷命官。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法王、教王及灌顶大国师等往往享有朝廷命官所无法企及的地位与权力。具体到赞善王而言，其地位亦显然要高于正二品的朵甘卫行都指挥使。事实上，头二位赞善王著思巴儿监藏与南葛监藏均是以朵甘行都指挥使升任赞善王位，前述南葛监藏欲令其长子袭王爵而遭明廷拒绝，然准封其子为都指挥。明廷下诏亦称“敕谕灵藏灌顶国师赞善王喃葛监藏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大小头目人等”，《明实录》弘治七年二月癸亥条下有称“赞善王下都指挥公哈坚参巴藏卜”(kun—dgav—rgya—l—mtshan—dpal—bzang—po)等，这都说明赞善王之地位要高于朵甘行都指挥使。赞善王可为其治内番僧、土官向朝廷奏请官号、封赏等。赞善王与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分别直接遣使定期向明廷进贡，此外，灵藏家族其他支系之番僧、头领亦可直接向明廷进贡，单独获得明廷之封赏。灵藏赞善王下之番僧获得国师称号者就有不少，明廷亦分赐以诰命。例如正统十三年(1448)五月丁酉，礼部奏乌思藏灌顶国师赞善王遣人奏保番僧绰吉坚粲(chos—kyi—rgyal—mtshan)为灌顶弘慈妙觉大国师；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乙酉，升灵藏赞善王所遣进贡禅师桑儿结藏卜[sangs—rgyas—bzang—po]为国师，并给诰命印信。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二十九日有番僧管着坚昝(dkon—mchog—rgyal—mtshan)为灵藏赞善王下已故灌顶国师结瓦藏(rgyal—ba—bzang)之侄受诰命，命袭乃叔灌顶净修广慧国师之职。众所周知，明廷于西藏采取“多封众建”政策，“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当时西番族种“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奉贡，优以宴齑”。而其结果必然是，“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益寡”。“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按明代治藏惯例，“国家抚有西番，因其习俗分其族属，官其渠魁，给以金牌，而又选土官才能者，授以重职以镇抚之。是以数十年间番夷效顺，西陲晏然。”具体至灵藏家族，赞善王一支当是该族之“渠魁”，故而受封为王，而朵甘卫都指挥使一支则是获选的“土官才能者”，《明实录》中称朵甘卫都指挥使撒力加监藏为剳思木头目。由于这种多封众建政策，那些原本强盛的西番族种渐遭分化、肢解而渐失其力，最终成为无足轻重的小土司。前述至清末改土归流时，林葱土司，也就是明代朵甘卫都指挥使家族，已沦落至仅为白利土司辖下之一土百户，追究其衰败的历史或当即起源于明代的这种多封众建政策。至于灵藏赞善王一支于明以后之去向则有待查察。
今论明代汉藏关系史者通常以为明代汉藏间的往来主要发生于明代早期，特别是永乐时期。事实上，明代中后期汉藏间的交通较之前期有增无减。就明代汉藏交通之大项朝贡而言，明代中后期来朝入贡番僧之数目就远远超出明初。《明实录》成化元年(1465)九月戊辰条下载：“礼部奏：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余人，景泰(1450-l457)间起数渐多，然亦不过三百人。天顺(1457-l464)间遂至两三千人，及今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赀，而后来者又不可量。”通览《明实录》中有关灵藏赞善王及灵藏家族其他支系与明朝廷往还的记载，可知灵藏与明朝廷的来往始于洪武中，终于天启六年(1626)，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二者往来的内容亦主要是朝贡与封赏，不仅灵藏家族各支系持续不断地遣使者往朝廷进贡，请求封授、赏赐，朝廷亦时常遣使臣往灵藏抚谕给赐。由于明廷对来朝入贡者每每予以十分丰厚的赏赐，番王累遣使臣入朝，致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规定“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每王遣使百人，不过百五十人”。然而诸法王、教王往往不遵守朝廷的规定，例如《明实录》成化十八年二月甲寅条下载，“礼部奏乌思藏番王进贡，定期必以三年，定数僧不过一百五十。近赞善王连二次已差僧四百一十三人，今又以请封请袭，差一千五百五十七人，俱非倒[例]，宜尽阻回”。遣使数目之巨令人吃惊。有明一代，灵藏与明廷关系相当密切，然亦曾于景泰年间赞善王班丹坚剉时出现危机，有言班丹坚剉等“私造军器，交通虏寇，阴谋未测”，而其缘由即乃“屡遣人臣入贡，求食茶坐船癝给，未蒙允赐”之故。明廷一方面“移文陕西、四川镇守以兵等官，务要整饬边备，防其奸宄”，另一方面则“仍赐敕开谕祸福，俾其安守礼法，毋听小人诱惑为非”，且另封灵藏家族另一支系之成员为赞善王，以分其力。是故，终明之世，灵藏未成边患。明廷对番王如此慷慨的封官、赏赐当然不是出于乐善好施之本性，而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希望这些获得封赏的番王能守边护方，所谓“广宣佛教，化导群迷，俾尔一方之人，咸起为善之心，永享太平之福”。受封之番王除了要“敬修臣职，抚化番夷，以图报称”外，亦有必要为朝廷提供服务，例如“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且为往还道途之朝廷使团“给道里费，且遣人防护”等。灵藏家族之所以受封为赞善王不是因为明朝要依靠其力量来重建汉藏间之驿路，然而，灵藏赞善王及朵甘卫都指挥使等确有义务为站赤提供祗应，保障驿路之畅通。
[本文责任编辑 季垣垣(特约) 黄维忠]
[作者简介] 沈卫荣，德国波恩大学博士，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