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

——摘自雷锋日记

　　有人说他是活雷峰；也有人说他是活着的孔繁森；还有人说他是不合时宜的“傻人”

——摘自作者阿里采访手记

　　在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王惠生的办公室里，他指着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对我说：“中国的地形图就像一只正叫鸣的公鸡，黑龙江的鸡头，阿里的鸡尾。当我还在黑龙江工作时就常想，此生我一定要从“鸡头”走到“鸡尾”去。”

　　就这么简单，还带着点稚气的一句话就包含了他全部进藏的理由。

　　王惠生不是旅行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社会的活动家，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那么他为何一定要从“鸡头”走到“鸡尾”去呢？

　　1950年，王惠生出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对于许多人来说，能够生长在北京是很幸运的。如此说来王惠生是幸运的，他和所有北京城的孩子们一样幸福，走进了北京崇文区小学学习，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

　　从小就懂事的王惠生在学校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爱戴。中学时代，他又进入北京体育学院附中学习。然而在那动荡的年代里，阶级斗争成了国家头等大事，学习文化则不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1967年王惠生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去了黑龙江省富锦县七星农场插队落户，立场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

　　艰苦的环境往往更能磨炼人的意志，农村艰苦地生活使王惠生养成了处处关心别人，时刻不忘帮助他人的好思想，和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他小小的年纪便能像雷峰那样一心为他人做好事而不计个人得失；只想着奉献而不思索敢。也正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锻炼了王惠生吃苦耐劳的精神。由于他表现突出，先后被农场评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1977年他又考入了哈尔滨师大，成了一名受人尊敬和羡慕的大学生。见于王惠生在大学里刻苦学习并像雷峰那样不断为他人做好事，被黑龙江团省委授于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

　　1979年，前途充满光明的王惠生从大学里毕业，本有条件留在城里分配一个理想的工作，然而他却自愿报名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西藏去工作。

　　“从鸡头走到鸡尾”是他的一个夙愿，表达了他去边疆艰苦地区为党工作的决心。

　　组织上对要求去西藏工作的人员要求很高，尤其是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更为严格。王惠生在农场工作时，曾经有一次因打石头伤了鼻子，鼻梁有点歪，组织上因此没有批准他要求去西藏工作的申请。王惠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跑到省城医院做鼻梁校正手术，同时更加坚定地向组织表示去西藏的坚定决心。

　　最终，王惠生去西藏的决心打到了领导，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进藏的申请。1979年王惠生如愿以偿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路程。

　　说王惠生是一个不为个人，不怕吃苦，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却是丝毫也不过份，在他的身上，“老西藏”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对王惠生的采访不不很顺利，因为他不愿谈及个人的事，话匣子一打开就是阿里，他总是说他个人没什么好说的，倒是愿意多和我聊聊阿里的事。

　　在阿里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王惠生，对阿里的这片土地有着亲如故土的深厚感情，这份感情对他是一笔财富，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然而他不愿独享这份财富，想与那些有感于阿里之土共享此情。这便是他愿意和我聊侃阿里的原因所在。他极力建议我去阿里基层看看，他说阿里的地美、人美，但美中不足的是阿里的老百姓还比较贫穷，他希望我能经常下去转转，多写有关阿里的文章，多反映阿里基层老百姓的实际情况，让外界多了解阿里，多支持阿里。

　　在他眼里一切都是阿里的老百姓。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王惠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下乡深入到牧民家中，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给他们送去现金和物品。他的工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送给了老百姓。

　　在阿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惠生。人称活雷锋。

　　为能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王惠生，我随他去了阿里边境的几个乡村。据说那里老百姓物理学还很困难，缺少生产资料。王惠生此去除了慰问和调研，更主要的还为做一份详实的社会调查报告，亲自采集最详细，最准确，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以便在政协会议上拿出具体的提案来。

　　我很幸运，这次随王惠生下乡坐的是性能非常好的日产“沙漠王子”车，据说他以前下乡都是坐北京吉普。阿里的路况差，坐吉普车不舒服不说，坐一天车，身子骨能颠散了架，全身上下疼得夜里睡不着觉。

　　他为了把好车留给别人坐，自己下乡都坐的是北京吉普车。可他嘴上却说是北京吉普车小巧方便，什么地方都能去，还装东西多。

　　王惠生是标准型的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人，生活上怎么能省就怎么做，所有的苦在他眼里都算不了什么。

　　说他是活雷峰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夸张，从我和他接触这许多天的观察和感受，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下乡期间，有天从乡下回到县上，吕新民看着一路辛苦的王惠生，出于关心在宾馆为他订了个单间，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吕新民和王惠生在一起工作了近二十年，深知王惠生的脾气和做事个性，事先怕他知道后不肯就范，于是拉我一同来说服他，他说：这“老爷子”别看他还是个地专级干部，可背地里人们都说他像个“包工队”，帐算的细着呢。

　　吕新民之所以先斩后奏，就是为了既成事实，王惠生不得不住。然而，“老爷子”见了单间一问价钱扭头就走，硬说住单间不自在，也不舒服，让把单间给他退了去。

　　因为熟悉，吕新民总是随口亲切地称王惠生为“老爷子”。在阿里呆的年头长了，加上王惠生常年在乡下跑，人又不怎么讲究，看上去却也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老出许多，我倒觉得称他为“老爷子”十分形象准确，他那一脸的苍桑看着确实像个名符其实的“老爷子”。

　　有时看着他不知不觉就会有种心酸的感觉。我总在想，像他这样的“傻人”是需要有人去关心和照顾他的。人人都说他好，人人都说要宣传他，可是为什么就不能落实到行动上，多关心些他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呢？他也是人，也是需要人来关心爱护他。如果不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我真是不敢相信，王惠生的爱人，一个地区政协副主席的老婆，如今却是靠在家里生豆芽、上街捡纸箱子去卖了挣些零钱贴补家用。

　　既是如此，王惠生却还规定老伴的豆芽只能卖的比别人的价格低，而不能比别人的高。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让人爱、让人敬、也让人心酸，有时还让人气的好人。

　　上午10点，我们乘坐的“沙漠王子”开出了狮泉河，在翻过狮泉河正南的沙子坂后向东南方向驶去。这次去的目的地是札达县1985年才建立行政村的楚鲁松杰和底雅乡的几个村子，这几个村子就是人们常说的未改乡（未经过民主改革的乡村）。那儿靠近边境，毗邻印度。由于交通不便，给边民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虽说如今那里已解放多年，却因地理位置偏僻造成那里至今还很落后，边民的思想观念较为陈旧滞后。由于这些原因，老百姓的生活还比较贫困。尽管国家每年都拿出不少的财力和精神来帮助他们，却也一时难于脱贫致富。阿里的大板链着大坂，翻过一山又一山。仅仅三个多小时，远去了沙子大板又翻过了小子大坂，紧接着又将翻越老子大坂。

　　我问司机，这两座山为何叫小子大坂和老子大坂？

　　司机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来往的阿里人都把这两座山分别叫着老子大坂和小子大坂。

　　以前我对阿里有山的概念不准确，印象中阿里只是海拔较高，山的相对高度却不是很高，至少不如藏东。然而错了，那完全是从拉萨走北线至狮泉河一路所经山路的概念。其实阿里的山路十分险要，尤其是边境线上的大山，每座山都高入云端，狭窄的公路奇险无比。也许是阿里人行走的多了习以为常，而我坐在车里却是两眼直视前方不敢向一侧路边的山下望一望，那悬崖峭壁令我胆颤心惊，全身僵硬，有种末日来临的感觉。

　　曾有人对我说过在这种情况下能嗅觉到死亡的气息。是的，那人说的极是，我感觉真是嗅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下了老子大坂，在一处峡谷里有几间临时搭建的帐篷，是老百姓建的临时茶馆，过往的行人可在此喝上热腾腾，香喷喷的酥油茶，还能吃上便饭。

　　峡谷里一条涓流随峡谷而来，溪水清澈透明。如果是夏天雨季时节，也许流水就不那么清，那么细了。因为在沟底，边儿风小，过夜也许不会太冷。

　　藏族人上路喜欢走走停停，走上一阵后停下来烧上一壶清茶，拿出所带食物，边吃边休息。吃好了也就休息差不多了。这种习惯也许是延续了牧人游牧随遇而安的习性，随牧行而行，随牧栖而而栖。

　　常年下乡的王惠生显然已继承了这种习性。因为是分乘两辆车，（我和三位来自内地，受王惠生帮助和照顾的三位老地质学家坐一辆车。）在我们所乘坐的车到达峡谷帐篷之前，已先我们到达的王惠生早已让帐篷经营者烧好了酥油茶，准备了食物，单等我们的到来。

　　帐篷里四周支着几张低矮的床铺，白天当沙发在上面坐人，夜晚来临便成了睡觉的床。

　　王惠生坐在靠近门口的那张床上紧着招呼大家吃喝，自己却不动筷子。开始我没在意，但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发现他总是让别人先吃，自己却坐在一边抽烟，等别人吃的差不多了他才开始吃饭。起初我以为这是他的习惯性所为，因为他烟抽的很多。但后来我逐渐发现，他是有意让大家先吃自己后吃。

　　事情虽小，但却是雷锋精神“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具体体现。

　　他就是这么一种人，时刻不忘照顾他人这是他的一惯作风。

　　炉火正旺的帐篷里暖融融的，加上有热茶喝着感觉特别舒服，这时王惠生却站起来说要先行一步。在坐的都说如此暖和的帐篷再坐会吧，好歹等大家吃完了饭再走不迟。他说要先行一步去安排下一站的事宜。

　　话句俗话，我们在坐的就他官最大，他还是这次调研唱主角的人，在坐的人也都归他领导，按说应该受到照顾的是他。可他却从一开始上路就当上了联络员和服务员，下乡的半月里他几乎天天如此，谁拿他敢没办法。

　　为便于开展工作，事先与札达县统战部联系好了，由县统站部部长多布杰亲自陪同前往曲松和底雅两乡所属的几个村子。多布杰是札达县人，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村民也很熟，百姓见了他都非常高兴，亲切地称他“部长”。于是我们也随乡民们省去了他正名“多布杰”，直接称呼他“部长”。我发现后来几乎没有一个人再叫他“多布杰部长了”。叫“部长”反倒感觉更为亲切。

　　个子瘦小的“部长”非常优秀的继承了牧民喜欢吃肉的习性。一路上所有的苦他连眼都不眨一下，可一旦没了肉吃他就没了精神，想方设法“混点肉来吃了才来精神。部长身上那把随身佩戴的藏刀，是在去拉萨途经藏刀之乡的拉孜县时买的，被他磨的极为锋利，吃起肉来得心应手。看他吃肉成了一种欣赏。

　　从札达县再次上路，部长的“城市猎人”一路领先开道。至此，王惠生的开路角色算是暂告一段，由部长替代。

　　一路行去，再次穿过毛刺沟。因为不见毛刺便问同车坐的巴拉（地区政协干部，此行王惠生的助手，祖籍札达县），此处为何叫毛刺沟，回答说当地人都是这么叫的，至于为什么他也不清楚。我只好瞎猜，毛刺沟得名一定跟毛刺有着必然的联系，一定是从前这里长满了毛刺。当年号称有盔甲八、九万、臣民三十万人的象雄王国便雄居在此地，它的消失至今给后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如今依然能够见到老百姓的房顶上堆放着当作燃料烧的毛刺枝，也许这里的毛刺被当年的人砍去做燃料烧光了，不然这里一定是长满毛刺的一条鸿沟。不知是否有人考证过毛刺沟得名的来历。这是题外话了。

　　宏伟壮观的土林让作为阿里人的王惠生很是自豪，不时从前排座位转过身来问我是否要停车拍照。我此行带了两架尼康像机，看上去满专业，他希望我能拍出满意的照片来。

　　只要和王惠生聊起阿里，他的话题就多了。曾记得他对我说起，哪怕是一本几百甚至上千元的书里只有一句关于阿里的描写，他都要不惜重金去买回来存作资料。他对阿里的感觉绝不压于当地的地老百姓。既是出差休假在外，他心里想的也全是阿里。在我和他谈起他来阿里的初衷时，他那“从鸡头到鸡尾”之说可谓朴素的可以，就像展现在我面前的他本人的全部一样，没有半点不自在东西包含在里面。

　　1979年王惠生进藏，由于当时阿里属新疆代管，王惠生被分配在拉萨市文化局工作，他那“从鸡头到鸡尾”的计划不能得到完全实现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样，在1981的一次全区干部援助阿里中，王惠生不失时机地向组织申请援阿任务。

　　自古以来，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是缺少人才。阿里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像王惠生这样有知识，有理想，又能吃苦的人，自然是阿里最受欢迎的人才。他的申请再次得到批准，最终实现了他“从鸡头到鸡尾”的夙愿。

　　王惠生此一去就再也没有想过内调。1933年他把妻子和孩子也从黑龙江接到了狮泉河。然而他却没能为当时才40岁的妻子安排一个工作。理由说来有些可笑，说是因为爱人的年龄大了，不愿给组织上增添麻烦。

　　妻子为了照顾他，失去了在东北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