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藏古代科学技术是在藏民族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了祖国内地与周边地区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西藏社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形态，它一直停留在经验的科学水平。其分期可划分为萌芽期、奠基期、高速发展期、缓慢发展期和停滞衰落期。政教合一的佛教文化既给藏族科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长期停滞的沉重枷锁。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发展的记录。科学技术史就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她是人类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已经形成了一座宏伟的大厦。这座大厦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各民族在不同的地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这座大厦夯土奠基、添砖加瓦，为这座碧丽建筑做出了贡献。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古老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的重要成果。21世纪中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藏民族的新生、各学科研究的深入，藏族古代科学技术的各种资料陆续出版，对藏族古代科学技术成果给以综合、研究、分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本人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简要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西藏科技与祖国内地及其周边国家的关系
科学技术按其性质来说，是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具有上层建筑的阶级性。相反，它无论从古代还是近现代都具有广泛的开放性与交流性。如同藏民族是高原各民族部族融合形成的一样，藏族古代科学技术也是在藏民族生产实践成果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融合了祖国内地及其周边各国的科技成果而发展起来的。这种吸收和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与藏民族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尤其是与祖国内地的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步，为藏民族科技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是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公认的。而这一切是与一个千古传颂的姻缘——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结合联系在一起的。公元641年，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公主进藏，带来大量珍宝器皿、绫罗绸缎及工艺、医药、历算书籍和众多工匠。公主信佛，还带来了释迦牟尼铜像一尊和大量佛经。这些对发展藏族科技文化尤其是天文学、医药学、工艺学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松赞干布后来又多次派遣使者到长安请唐朝送给谷种、派来工匠帮助建设。同时又派遣“豪酋子弟”赴长安，“入国学，习诗书”。唐朝派出汉族工匠入藏传授冶炼、农具制造、纺织、建筑、制陶、碾磨、酿酒、造纸、制墨等生产技术，并派出汉族医僧和历算学者入藏，发展医学、推行历法。这方面的影响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往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元13世纪，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藏民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内地的雕版印刷术传入西藏，对西藏科技文化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数以万计的佛教经卷及其他文化典籍得以流传保存至今的重要条件。
藏族发展古代科学技术，不仅向祖国内地学习，而且也向周边国家借鉴，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体系和内容。这方面首推印度。众所周知，藏文字母就是借鉴古梵文而创造的。公元11世纪，由于吐蕃王朝灭亡，分裂已久的藏族社会，科学技术上也停滞甚至倒退。打破这一局面的第一件大事是从印度引入时轮历法体系。剔除佛教思想的影响不论，单就科学文化的复兴来说，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在往后几个世纪里，藏族学者们根据青藏高原的特殊自然地理特点，不断改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形成了有众多学派的庞大天文历算学体系，一直使用至今，其中计算日、月食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贡献。除此之外，在医学、建筑、工艺、数学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藏印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痕迹。
这一切都说明，藏族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服从和体现着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说明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藏民族的形象，也不是什么民族虚无主义，恰恰相反，是用历史事实说明藏民族是有宽广胸怀和善于兼收并蓄而发展科技文化的优秀民族。这一点在我们努力发展科技事业，迈步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仍有启发意义。
二、西藏科学技术的体系及其特点
如前所述，西藏科学技术是在青藏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吸收外来文化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就必定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这当中，要数佛教文化的影响为最直接最深重，以至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说，藏族古代科学技术蜕变为佛教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由于藏民族与佛教在地缘上的相邻性等一系列原因，就使西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21世纪以后，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又强化了这种联系。历史地看，这种政教合一的佛教文化既给藏族古代科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长期停滞的沉重枷锁。
从历史上看，在人类发展的初期，由于认识水平的低下，科学技术知识与原始宗教包括巫术文化是相融合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二为一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与宗教也就分道扬镳。这种分离的时间越早越彻底，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就越快。中原汉文化，宗教和科学独立平行发展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医的鼻祖扁鹊就明确提出不为巫者治病，表达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原则。虽然中医学、天文学、数学、农学中有一些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儒、道、释对科学技术的影响都是间接的和潜在的。西方科学技术，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如同西藏一样，深受基督教的束缚，因而有千年的黑暗时期。文艺复兴以后，科学通过血与火的斗争，实现了自己的独立发展，才有近四百年的独领风骚，走在全人类的前面至今经久不衰。藏族古代科学技术也同人类其他民族的科技文化一样，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就与原始宗教紧密相连，不同的是在往后的发展中不断强化这种联系，直到20世纪中叶，始终没有割断。
在公元6世纪前到囊日松赞时开始，以苯教为代表的象雄文化就深刻地影响着吐蕃社会。“以教辅政”是吐蕃囊日松赞以来诸赞普的共同特点。苯教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高级苯教师担任赞普的宗教师长。这些苯教师有护教和参政的作用，身兼政教双重身份的高级苯教师权力很大，成为“御前教师”，权倾朝野，俗官位在其下。他们不仅在政权方面，就是在军队中也有影响。据《五部遗教》记载，也有苯教师任军前宗教师的情形。
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后，其影响更是全面而深刻，到 10世纪后可以说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无所不在。这首先表现在藏族文化及科技的分类上。众所周知，藏族文化是以印度佛学体系为其分类标准发展了的庞大体系。这就是大小五明学体系。藏族学者称博学之士为“学富五明”。五明又分大五明和小五明。大五明指声明（声律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医方学（医学）、工巧明（工艺学）小五明指的是诗学、韵律学、修辞学、戏剧学、星象学。而属于传统科学技术范畴的是大五明中的工巧明，相当于工艺学，医方明以及小五明中的星象学。星象学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历算知识和繁杂的占星技巧。这三部分虽是大小五明中的科学技术精华，但在十明中只占三成。而就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而言，最被学者们和社会推崇的是佛学（内明）。中心内容为戒（戒律）、定（禅定）、慧（智慧）三学，包括了佛教的人生观、宇宙观、道德观、本体论、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千余年来，耗费了无数人的青春、才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卷。就科技内容的三明学问中，从概念到理论阐述都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无不打上佛学体系的印记。科学和佛教有时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以至于分辨不清有些著作是属于宗教经典还是科学名著。就发展比较成熟、已自成体系的医学和天文学来说，宗教成分也是相当丰富的。
公认的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就是这种典型。《四部医典》采用依来杰（心生仙人）与日具益西（明智仙人）对话的形式叙述，充满了药王、佛教的语言，反映了佛教，特别是吠陀医学对藏医学的巨大影响。《四部医典》认为，世间共有四百零四种病，“其中一百零一种病属于假象，不医治也会自愈”“另一百零一种疾病是邪魔病，药物医治难于见效；邪魔疾病只有诵经才能治愈”；“另有一百零一种疾病，不医治就要死亡，医治则有生路”；“还有一百零一种疾病，是前世的宿孽果根致病，无法医治，乃是死症”〔《四部医典》1987年，上海本，306页〕。《四部医典》将“诵经”和“医治”作为对付疾病的两种主要手段，说明了宗教与科学的交融和并用。对于第四类病，显然是借此宣扬了“宿命论”因果轮回、修行报应、天堂地狱等佛教观念。在医疗实践中，宗教、巫术或迷信起着很大作用，例如，借尿诊打卦法来判断是什么鬼邪引起疾病，便将藏区独特的诊断方法推到了荒唐的地步。为了维护佛教的权威，《四部医典》慎重告诫凡是反宗教者、杀生者患了病即使能治疗，医生也不给予诊治（《四部医典》彩色挂图第 (27幅）。治疗过程，也有一些宗教或迷信的东西。例如，同一种药物放在药房的不同地方将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医僧开的同样的药方也具有不同的疗效。从医学心理学角度不排除这些想法或作法有“暗示解惑”、“顺情心欲”的心理效应，有劝人行善的社会效应，但毕竟使藏医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它的正常轨道。
在天文学中，有些科学知识直接被宗教利用，成为宣传迷信、愚弄人民的重要根据。如在藏族天文学时轮历中有“重日”和“缺日”的概念，这本来是为了调节太阳日（即一昼夜）与太阴日（由于月亮的不均匀运动而产生的有长有短的变化）的日序关系而设置，决定月份大小的重要概念，具有科学价值。然而，却被用来解释吉祥月与非吉祥月的根据（即无重日又无缺月称为吉祥月）。把日期的重缺与人类社会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造成了天文科学的神秘性。
也许有的同志要问，你们不是说，藏族古代天文学在吐蕃灭亡后重新崛起，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印度佛教时轮历的引进吗？我们说，不错。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西藏在11世纪引进时轮历的最初动机或主要目的是要准确推算出日、月食的时间，以便僧人届时下功夫去修证，以求得天人感应、内外结合，达到修证的最佳效果。它的引进，客观上也适应了农牧业生产的需要，推动了天文学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也不可否认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佛教的原因又阻碍了新的更为先进历法的引进。公元13世纪元朝统一全国乃至西藏后，由于佛教的作用，当时内地的比较先进的《授时历》就未能传入藏区。黄明信老先生认为，这与时轮历在西藏取得 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关，归根到底是由于时轮历渊出于印度佛教圣地，因而被神圣化了。这就是历史发 展的实际，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还应指出，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传统科技基上掌握在僧侣手中，科研活动也集中在寺院进行。可以说，僧侣将科技垄断于寺院之中，由于出家制度和寺院经济制度，其他人基本上无法从事科研活动，也被剥夺了接收教育的权利。从表面上看，寺院集中科技教育和研究力量，发展了藏族科技，但实质上，宗教与科学的内在矛盾迫使科学思想服从于佛教观念。表面上的和谐和融洽只能证明科学不能独立发展，无力与宗教抗衡。只有极少数情况下，科学的真理才得以伸张。科学的火花被层层佛学精神所泯灭，成为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使得藏族古代科学技术始终跳不出佛学所规定的十大类的框架，与人民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农牧业等门类始终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仅是藏族古代科学技术停滞的原因，也是藏族社会长期落后的主要根源。
三、西藏古代科学技术的形态
在大致把握了西藏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特点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必要对藏族古代科学技术形态作一界定。这是实现对古代科学技术宏观把握的主要方面。
科学史表明，随着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反映科学内容发展的科学形态也在变化。迄今为止，人类科学经历了经验知识和以实用科学为主体的经验科学和理论自然科学三种形态。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只有极为肤浅的经验知识，没有文字和理论。在古代则有实用科学、自然哲学和少量的理论自然知识，统称为经验科学。近代是科学形态的重要转折点。在工业化基础上形成的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不仅表现了科学内容的充实，而且标志着理论自然科学的诞生。理论自然科学是在经验的实用科学和思辨的自然哲学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实验和理性思维发展起来的，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形态，也是近代科学趋于成熟的标志。那么什么是经验科学？如何认识藏族古代科学技术呢？所谓经验科学即是描述科学。它的特点是把人类同自然界长期斗争中证明是有用的知识记录下来，经过整理逐步使之系统化，使之成为实用科学。在此当中不乏有靠天才直觉和猜想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成功例子，以及个别有特色的理论科学，如古希腊的几何学，但总体上说，它还处在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描述阶段，即认识的感性阶段，还未上升到理性阶段。对于许多现象，更多地采用思辨的猜测来弥补实证知识的不足，还不能解释各种科学现象背后更深刻的本质联系，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分析表明，包括古希腊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古代科学技术更多地是以经验科学的形态出现的。如果我们将藏族古代科学作一粗略分析，就会发现它也具有浓郁的经验科学色彩，也未超出经验科学的范畴。
藏医学由于受内地医学及印度医学的影响。相对来说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在诊断学、脉络学尤其是胚胎学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关于人类胚胎发育的三个阶段的描述，形象地表达了人体在胚胎时期重演了鱼类、爬行类、哺乳类三个不同进化阶段的历史，这在生物进化史上是相当宝贵的。然而，这种进化思想并没有准确地叙述和表达出来，这个发育过程的科学基础是什么？它所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原理？没有深入地回答。而这一任务是在 19世纪理论科学的成熟期由德国的谬勒在1833年回答的，这就是有机生命的细胞及其人类进化的胚胎“重演律”。至于大量有确切疗效深受人们欢迎的藏药其化学原理和生理机制是什么，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必须努力搞清楚的重大课题。
从方法论上来看，藏族古代科学技术也有自然哲学的特征，稍有区别的是它更多地采用佛教语言罢了。这一点在天文学的天体宇宙观中表现的比较明显。成书于1827年的《时轮历精要》是藏族天文历算的经典之作。全书分35章，只有前五分之一讲历算，而后五分之四讲占星。作者坚持古印度《时轮经》所论述的宇宙观，认为大地的中心是须弥山。天穹像一把大伞，被风力推动不停地右旋，其中央最高处与须弥山相接，最低处与马首火山相连。十二宫犹如伞的十二条肋骨，二十八宿则如镶嵌在伞面上的宝石。日、月、五星等都是有生命的各自按照一定的轨道和速度运行。显然这里有一些主观的附会，并无科学根据。
数学作为各学科的方法和工具，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藏族古代数学，在计算上有独到之处，但整体上没有超越出代数（算术）水平，基本没有几何学理论概念与逻辑论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藏古代科学技术的绝大部分学科停留在经验归纳的定性描述阶段，而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为什么吸收了欧洲近代天文学技术的汉地“时宪历”在1751年就翻译成藏文而压在布达拉宫的书库中不能应用的主要技术原因。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藏族古代科学技术长期停留在经验科学的水平，归根到底是由于整个西藏社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决定的。西藏社会的生产有农业和牧业的天然分工有一定的商品交换，但这种分工与交换，长期停留在初级阶段，更多的是季节性的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社会内部的精细分工严重不足。手工业长期停留在个体劳动的形式上，几乎没有大的手工业作坊；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就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典型的封闭性和落后性。科学技术发展得不到充足的社会需求和动力，当然，迈不入更高形态。学科的分化不足，实验研究根本谈不上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天文历算仍然在藏医院与医学研究合二为一的原因之一。古代发展较为充分的天文学与医学是这样，那么其他学科就可想而知了。就连一般自然经济社会或传统社会不可少的农业和冶金、纺织业，至少在目前还未见到有独立成为一个学科门类的更多著述，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记录。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生产力得不到提高，社会的进步当然无从谈起，科学技术的状况也就不言而喻了。20世纪初，现代技术如电力刚刚开始引进理论科学知识的教育才刚刚起步，这一切比西方整整晚了三百多年，比祖国内地也晚了一个世纪。
四、藏族传统科学技术的分期
根据历史科学研究的惯例和要求，对研究对象作出接近实际发展的分期，是研究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深化研究的必要条件，也是研究者的起码职责。在此我们也就不揣冒昧，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我们认为，在对藏族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形态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可能对它的发展历程作一个大致的分期。而要对科学技术进行分期，就必须涉及到西藏整个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期。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它必定会受到社会政治思想即上层建筑的影响。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技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形态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无不与它生长的那个社会（政治制度）发生联系。然而，正如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由于科学技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它的分期不会是社会政治史的简单重复，而有其自身的内涵和标志。纵观西藏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将它划分为五个时期，这就是萌芽期、奠基期、高速发展期、缓慢发展期与停滞衰落期。
1、萌芽期（远古——公元前2000年前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远古时期的经验知识，这些知识，实际上是萌芽状况的科学技术。
藏族古代科技的萌芽期包括原始社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00年第一代赞普的出现为止。截止1985年，在西藏共发现旧石器遗址五处，细石器地点二十八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十余处。而其中的代表是距今5000年的昌都卡若遗址。在这个遗址中出土大量的打制石器、骨器、陶器。这些器具是萌芽状态科技的物证。
2、奠基期（公元前200年——公元633年）
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在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普到公元633年吞米·桑布扎创造藏文，是西藏科学技术的奠基期。历史上传说的“七贤臣”中的前四位都在这一时期。他们开创了吐蕃农牧业生产技术的先河。据《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记载：“吐蕃之地有智者谋远者七人，为首者即茹来杰”。他驯养了野牛、垦辟农田、引水灌溉，改进农具，发展农业，烧木为炭，冶炼银、铜、铁诸金属，还在河上架桥。显然茹来杰是传说人物，是畜牧、农业、手工业之父，不可能具体为某一个人。但这一时期西藏的手工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这一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松赞干布于630年即位。630年吞米·桑布札创立文字，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使吐蕃文明成果的保留、传承、交流和创新成为可能，当然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高速发展期（公元633—842年）
这是藏族古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时期。政治上由于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奴隶制新兴制度，为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通过与唐朝两位公主（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公元710年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联姻）及尼泊尔公主的联姻，吐蕃吸收中原及尼泊尔文明，科技全面发展。其代表性的科技成果是公元8世纪后半叶宇妥·云丹贡布的《四部医典》的问世，而最具世界性的科技成果就是关于人胚胎发育的三个不同时期的描述，这是藏族古代科技的最高峰，也是最大的成就。吐蕃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天文、建筑、数学、逻辑、手工业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害，吐蕃王朝灭亡，标志着吐蕃奴隶制王朝的灭亡，也标志着西藏科学技术发展第一次高潮的终结。前后大约210年左右。
4、缓慢发展时期（公元842——17世纪）
这一时期西藏科学技术整体呈现缓慢发展的态势，总计850年左右。期间还可以细分为两个小阶段。公元842年到1027年的200年是西藏科技的倒退下降阶段。由于社会政局动乱，科技不仅没有大的发展，原有的科技成果也佚失不少。可以称作西藏科学技术史上的“黑暗时期”。这一时期的转折点是1027年印度时轮历法的引进，它成为科技
重新发展的契机。
从1027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科技的恢复发展阶段，有人称为第二个发展高潮。随着宗教上“后弘期”的到来，佛教重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尤其是1247年元朝统一西藏，政治上“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逐渐形成，技术上内地的雕版印刷技术传入西藏，这两件大事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藏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一方面，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又给科学技术套上了宗教的沉重枷锁，种下了逐渐衰败的祸根。这一阶段约为633年左右。
这一时期，科学上的重要发展仍然主要体现在天文学和医学中。从1318年噶玛巴·让穹多吉撰写《历算综论》始，中间经15世纪山南三嘉措创立“浦派 ”，到楚普·江央顿珠维色的《楚普历书》，最后由第巴·桑结嘉措于1687年写成《白琉璃》这部集大成著作，奠定了藏传“时轮历”的基本体系。而结束这一时期的则是1690年前后名画家兼医生洛扎·丹增诺布的人体彩色解剖系列挂图。它正确地指明了心脏在胸腔中的准确位置，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形象直观的教育意义。这一时期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布达拉宫及其罗布林卡的建筑上。
5、停滞衰退期（1700—1951年）
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封建农奴制的日益腐朽，科学技术除了天文学有一些不同学派的著作问世外（这些成果大都是一些个别结论和预测的修正），各大学科没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创新和技术进步。相反，却呈现出一种日益停滞下降的趋势。不用说吸纳17世纪后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就是内地较先进的科技也基本被排斥在外。进入20世纪后，在十三世达赖时期曾有过引进现代军事、教育、电力等科技的努力，但在严密强大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和保守势力的制约下，收效甚微。西藏社会被宗教唯心主义的浓浓烟雾所笼罩，科学技术的阳光和生气被窒息了。科学的发展和藏民族的新生只有随着一种新兴的阶级力量和崭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才有可能。这一时期约250年。1951年，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藏族人民获得新生；尤其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砸碎封建农奴制度，同全国人民一道迈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藏族古代科学技术也就汇入了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世界洪流中，正日益焕发出无愧于古人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必将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审稿 张天锁
校对 康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