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现存最早的藏文佛教文献写本，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反映了藏文佛教文献的早期形态，与后期收入藏文《大藏经》中的规范本进行比较，可探究藏文佛教文献的渊源流变。敦煌藏文佛教文献蕴含着诸多历史信息，为我们研究吐蕃佛教史提供了丰富资料。另外，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在民族关系史、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B946．6=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9）02－0035－10
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藏文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位居第二。敦煌藏文文献现分藏于中国、法国、英国等国，尚未全部公布。从已问世的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和有关介绍看，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佛教文献。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重在探索社会经济文书、历史著作和文学类作品，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在藏文佛教文献方面，除日本学者对以禅宗为主的部分文献的研究，及国内学者在佛教祈愿文书、抄经题记方面的研究外，其余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而不成系统，大量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尚处在无人问津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这些文献没有整理出版，学人难睹其真面目，无资料可凭；另一方面，学界风气使然，一般研究者只重视社会世俗文书，而对佛书内典淡然视之。最近几年中，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变，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的公布出版，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也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一、研究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可考察藏文佛教文献的渊源流变
众所周知，藏文佛教文献中保存有大量梵文原典已佚的文献，因此藏文《大藏经》在佛教文献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上，梵文佛教文献的藏译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即前弘期的公元8世纪至9世纪和后弘期的公元11世纪至公元13世纪，前弘期翻译的经典以显宗为主，后弘期的翻译以密宗为主。收入藏文《大藏经》的前弘期显宗经典和部分密宗经典，大部分经过了后弘期译师的改译和修订，而且有的经典经历了多次的改译。大译师仁钦桑波等人均有修订前弘期译著的经历。如龙树的《回诤论颂》，据《北京版丹珠尔目录》载：“（初）由班智达杂纳噶跋和噶瓦·贝则翻译，（后）由班智达扎雅阿难达和库·多杰拜修订。”①（注：《丹珠尔对勘本目录汇编》（下）［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噶瓦·贝则是前弘期的译师，库·多杰拜是后弘期的译师。②（注：库·多杰拜的名字见于《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之后弘期译师名录，见郭和卿汉译本《佛教史·大宝藏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4页。）而有的前弘期译本在收入《大藏经》时，虽然也有修订，但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因此，《大藏经》中的前弘期译典并非其原始面貌，虽然署名是吐蕃译师翻译的佛典，实质上是后期的修订、改译本。如果没有发现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话，则译自于前弘期的这批藏文佛教文献的最早形态永远是个谜。
目前保存下来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数量，虽远远少于藏文《大藏经》中所收，但涉及面较广，其数量相当可观。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较重要的经典，可大致分类如下：
1．显宗类的经。主要有《般若心经》《金刚经》《宝积经》（部分）、《普贤心愿王经》《大乘四法经》《稻秆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涅槃经》《三昧金刚经》《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部分）、《楞伽经》《维摩诘所说经》《别解脱经》《百业经》《百拜忏悔经》《佛藏经》《圣善恶因果经》《圣三聚大乘经》《圣天所问经》《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十二缘生祥瑞经》等。
2．显宗类的论。有《唯识二十颂》《六十颂如理论》《中论》《百智慧论》《入菩提行论》《空性七十论注》《成他相续论》《手量释》《五蕴论释》《缘起心要释》《修行次第·初编》《菩萨地戒品解说》《中论根本无畏释》等，及《般若心经解说》等众多佛经的注释。
3．密宗类的经。主要有《正说文殊名称》《白伞盖经》《金刚摧破陀罗尼》《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大孔雀明咒王母经》《圣观自在菩萨大悲无碍广大圆满陀罗尼》《圣净治一切恶趣顶髻尊胜陀罗尼》等，及各种短小的陀罗尼经（仅P．T．49号中就有50种陀罗尼经咒）。
4．密宗类的论。有《圣六门陀罗尼之解说广释》《坛城仪轨》《大瑜伽修习法》等，及五佛等之修行仪轨、密宗观修仪轨、密宗经典的注释等。
5．因明类经典。有《利众门人正理一滴论广释》（部分）等。
6．赞颂、祈愿类经典。有《观自在菩萨赞》《文殊菩萨赞》《弥勒祈愿文》《燃灯祈愿文》《大乘祈愿文》《菩提祈愿文》《无量光佛赞》《金刚萨堙赞》《为亡者忏悔净罪祈愿文》《赞普祈愿文》等。
7．其他类的经典。有《亲友书》（部分）、《吉祥偈》，及翻译自汉文的伪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
以上佛教经典的保存，使我们可以将其同藏文《大藏经》中的版本（包括后弘期译本）进行比较，通过察其异同，观其流变，可知藏文佛教文献形成的轨迹及前贤们所费之心血。
笔者曾将敦煌本《白伞盖经》与《甘珠尔》中的译本进行过比对，③（注：参见拙文：《敦煌藏文密宗经典（白伞盖经）初探》［J］，《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发现敦煌本与后弘期的译本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比如有的后弘期译本，在内容上与敦煌本有较大的差异，知其所据梵文原本有别，但许多句子的译法又是相同的，说明后弘期的译师在翻译过程中对吐蕃时期的译本定有参照。《甘珠尔》中与敦煌本类似的《白伞盖经》译本，与敦煌本相比是大同小异，说明对前弘期的译本，后弘期的译师又有所修订、改动。再如著名的密宗经典《正说文殊名》的敦煌本与《甘珠尔》本，后者明显经过了后弘期译师的改译，有的部分又对照梵文本予以补译。凭依敦煌本藏文佛教经典，可探知吐蕃时代的译经面貌，以及后弘期译师对此所做的修订。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至赤热巴巾时期，对所译佛典予以规范，统一名词术语，制定了翻译的原则，并按新标准校订之前所译的经典，这对吐蕃佛教的发展意义重大。绝大多数藏文佛教的名词术语是这个时期统一起来的，并为后世所遵从。而有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我们可探究藏文佛教术语是如何规范起来的，以及这些术语的统一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从而探讨后弘期译师对吐蕃佛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有些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题记，对研究该经典的翻译传承有巨大的价值，并起到补阙之作用。如英藏TIB．J．VOL．1号内有《二伽陀注》，并注明是吐蕃著名译师贝则所译，而《布顿佛教史》的《大藏经》目录中《二伽陀注》条下只记有作者名，无译者名。同样该卷中的《大乘四法经》注明由印度的堪布苏仁扎沃和益西德合译，而《布顿佛教史》的目录中，只记译者益西德一人的名字。《贤者喜宴》等藏文史书记载，吐蕃在赞普赤德松赞和赤热巴巾时期编纂了三部佛教文献目录，称为《丹噶目录》《旁塘目录》和《青浦目录》，其中前两部目录一直流传至今，但这两部目录内只录佛典名称而不载传译者之名，因此无从得知所收经典之传译情况。部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上保存的传译者姓名的题记，是最为原始的记录，由此可了解这些经典在吐蕃时期的传译情况。
通过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可以揭示藏文佛教文献的早期形态，包括语言特征、翻译风格、书写形式、装帧形式等，能够搞清藏文佛教文献的原始面貌。有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我们有望勾勒出藏文佛教文献发展、变化的脉络。
有些经典的译本及大量的祈愿文书、修行仪轨等佛教文献，只存在于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未传至后世。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献，可进一步补充和丰富藏文《大藏经》。如P．T．126号《为后人开示之经》，其内容讲说无常，劝人行善，可能译自于汉文讲经文。此类文献后世无传，为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所独有。英藏TIB．J．VOL．4号中有《见之次第》，该论为印度论师尼玛沃（日光）著，《布顿佛教史》的《大藏经》目录中列为尚缺的论著，说明布顿大师知有此译本，但没有搜集到。藏译《楞伽师资记》也只存于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其他藏译禅宗文献大多也未传至后世。在这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二、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是研究吐蕃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有关吐蕃佛教史的记述，主要见之于后弘期的藏文史书，如《弟吾贤者佛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巴协》《布顿佛教史》《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宴》等著作。从这些史书的记载来看，吐蕃佛教史的大致轮廓是清晰的，但它们的记述过于笼统，缺乏细节的描述，并且夹杂神话，使人读来不知所从。而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作为吐蕃时代遗留的实物，对吐蕃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
1．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反映了吐蕃佛教传播的内容和发展特征 大部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应属于赞普赤德松赞至赤热巴巾在位时期，即公元9世纪初至中叶，尤其是以赞普赤热巴巾时期的居多。从敦煌本藏文佛教文献，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吐蕃严整的译经制度，吐蕃译师高超的翻译水平和吐蕃译经取得的成就，能够了解梵藏和汉藏语言文字之间的翻译规律。吐蕃大规模翻译佛经，是其文化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也是吐蕃文化发展的成果之一。
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直观地反映了吐蕃时代所传佛教的内容，从中可知大乘中观学、唯识学、因明学、律学均在吐蕃开始得到了传播。①（注：日本学者对此亦有所研究，如祷谷宪昭的《敦煌出土吐蕃语唯识文献》，齐藤明的《中观系资料》，冲本克己的《律文献》等，载山口瑞凤主编：《敦煌讲座》系列第6卷《敦煌胡语文献》［Z］，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当今研究吐蕃佛教思想史，则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理应受到重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当中，《般若心经》《大般若经》《金光明经》《普贤心愿王经》《无量寿宗要经》《白伞盖经》等显密经典的抄本数量最多，其中《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的数量居于首位。此类经典深得吐蕃人的尊崇而风行于社会，而后世的佛教史书并无这方面的记述。吐蕃的佛事活动以抄写或念诵这些经典为主，如在敦煌藏文P．T．230R号《天子赤沃松赞母子祈愿文》残卷中云：“会聚众多僧伽，众人之心专一（中间残——引者注）《十万般若经》等，众多经藏和陀罗尼……”②（注：见《法藏敦煌藏文文献》［Z］（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此材料虽然残缺，但从句子上下推论，可知当时请众多僧人念诵了《大般若经》等经典。
再如P．T．999号载为王后赞蒙朋、王子颇章沃松的功德，将《无量寿经》散发给藏汉僧人。③（注：该卷子的研究成果较多，详见陈楠：《P．T．999号敦煌藏文写卷再研究——以往汉译本比较及相关史事补证与考辨》［J］，《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此处《无量寿经》即《无量寿宗要经》，是当时举行佛事活动中必念诵和抄写的经典。该经之所以受到如此崇奉，与其主旨即宣称有增寿之功效无不相关，如其经文中云：“南门浮提人皆短寿，大限百年，于中歹天枉横死者众。曼殊如是无量寿如来功德名称法要，若有众生得闻名号，若自书，或使人书能为经卷，受持读诵。于舍宅所住之处，以种种花鬘、璎珞、涂香、末香而为供养。如其命尽，复得延年，满足百岁。如是曼殊，若有众生，得闻是无量寿智决定王如来一百八名号者，益其长寿。若有众生，大命将尽，忆念是如来名号，便得增寿。如是曼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长寿，于是无量寿如来一百八名号有得闻者，或自书，若使人书、受持、读诵，得如是等果报，福德具足。”①（注：法成译：《大乘无量寿经》［Z］，《大正藏》第19册，第82页a栏。此段藏文见《法藏敦煌藏文文献》［Z］（第3册），第34页。有关研究见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J］，《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期盼增寿是人类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的一种普遍愿望，尤其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人们希望长寿的心愿会更为强烈。受吐蕃人重视的另一密宗经典《白伞盖经》更是强调了消灾避难的各种神奇功效，适合于具有浓郁鬼神信仰氛围的吐蕃社会，从而得以流传。同样，敦煌藏文佛教祈愿文书是当时佛教信仰实况的记录，其内容反映了民众信仰佛教的动机和追求的目标，对此学者已有论述。②（注：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佛教提倡避世修行，但显密教法却也提供了解决现实人生困境的法门，能满足世俗生活者的各种愿望，佛教也以此赢得了广大信徒。现存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也反映出了吐蕃佛教信仰的世俗性。信仰与现实生活的需要紧密联系，这无疑是吐蕃佛教的一大特点。
敦煌藏文密宗文献为吐蕃密法传承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后弘期宁玛派所传承的密法，在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也有保存或记述。如P．T．44号讲述了金刚橛密法的传承历史，尤其提到了莲花生大师的事迹。金刚橛密法属于宁玛派弘传的重要密法，但藏传佛教界对此法的来历有争议，P．T．44号应该有助于廓清这一问题。③（注：罗秉芬：《西藏佛教密宗本宗金刚橛的来历》［A］，载《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C］（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另外，P．T．849号的内容是一位印度高僧的小传，也有学者认为这位高僧即莲花生大师。）同时，P．T．44号也是目前所知敦煌文献中明确提到莲花生大师名号的文献，十分珍贵。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还存有其他涉及宁玛派的文献，需要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另外，藏文佛教史书中对吐蕃时代密宗的传播记述不详，而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保存的密宗类文献较为庞杂，甚至有上文提到的《正说文殊名》这一被认为是无上瑜伽部密法类的著作。我们只有在全面研究敦煌藏文密宗文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构吐蕃密宗史。
宗教信仰能对一个民族的社会习俗产生影响，信众的衣食住行中往往体现着所信宗教的价值取向，就此也可反观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过程中，也渐渐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内在层面，吐蕃的社会习俗逐渐出现佛教化的趋势。如P．T．37、P．T．239号等卷子的内容与丧葬礼仪有关，其主题是追求转生善趣，避免堕入恶趣，重在体现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思想。P．T．218号《生死轮回史》论述了善恶果报、生命无常等佛教思想。④（注：今枝由朗著，耿界译：《生死轮回史》［A］，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P．T．18号《为亡者忏悔净罪祈愿文》通过佛教仪式为亡者祈福，求取神佛的加持，以便净化亡者生前所造的罪业，同样具有救度亡灵的功效。此类文书的出现，证明在吐蕃社会的丧葬礼仪中已有了佛教的因素，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影响在逐渐扩大。
2．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反映了佛教与吐蕃政治之间的关系 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的祈愿文书以及部分题记，反映了吐蕃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材料，既可用来研究吐蕃佛教史，也可研究吐蕃政治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如P．T．1号《吐蕃赞普祈愿文》，其内容是为吐蕃赞普及众生祈愿，祈求佛菩萨的护佑。吐蕃君臣对佛菩萨的寄托和依赖，使其现实功利层面的信仰动机昭然若揭。P．T．16号《赤祖德赞时期的祈愿文》（与英藏的相关卷子内容可以缀合）是为庆贺吐蕃、唐与回鹘之间的会盟而修建佛寺时的祈愿文，涉及吐蕃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托玛斯、山口瑞凤、雅·塞尔布等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研究，咸有贡献。⑤（注：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日本学者山口瑞凤首次引述萨迦派大师索南孜摩的《佛教史入门》中有关吐蕃、唐和回鹘三方会盟的记述，与P．T．16号之内容互为印证。虽然其对年代的计算遭到了质疑，但通过他的研究说明了索南孜摩在《佛教史入门》中的记述得到了敦煌文书的佐证，而非其凭空杜撰。①（注：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第20页。）可见这件佛教祈愿文书包含了众多的历史信息，透露了鲜为人知的吐蕃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助于研究吐蕃在河陇一带的军政统治和吐蕃的对外关系。P．T．134号《赞普天子乌东丹功德回向祈愿文》中的乌东丹即为吐蕃末代赞普达磨，他在位时期实施禁佛，使吐蕃佛教遭受沉重的打击，但何以在敦煌藏有为其祈愿的佛教文书呢，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达磨赞普与佛教的关系，以及当时实施禁佛的地理范围。P．T．230号《天子赤沃松赞母子祈愿文》是关于达磨之子赤沃松赞（后世史书大都作“沃松”）的祈愿文，②（注：有关研究参见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看吐蕃王朝的崩溃——敦煌古藏文文书P．T．16，I．O．751，P．T．134，P．T．234初探》［A］，载《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C］，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51—58页；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第24页，第28页；拙文：《P．T．230R号<天子赤沃松赞母子祈愿文>残卷解读及吐蕃末年史事考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对吐蕃末年社会的动荡和内讧有所反映。P．T．840号中对沃松的身世有所透露。③（注：扎西当知：《吐蕃末代赞普欧松赞身世辨》［J］，《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1 42—146页。）
P．T．98号是《无量寿宗要经》等一组佛经的写本，每部经文的后面均有为出身巴氏的贵族宰相祈福的题记，经文后面缀有《祈愿回向文》，内云：“社稷大臣宰相大人巴氏，为福德和祈福法事回向。于龙年秋季第二月时，敬造这些经典，以此福德，使施主巴宰相长寿，吉祥增盛，一切心愿成就，无有衰败，权势高增，于此世间声名显赫，并神勇而强壮，不受任何病魔的侵扰，除去二障，福德和智慧德资粮圆满。”④（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9—60页。）此处的龙年，据笔者考证应是木龙年（824）或火龙年（836），属于赞普赤热巴巾时期。结合敦煌汉文文书中对吐蕃宰相尚气心儿（即尚绮心儿）信仰佛教的记载，可知吐蕃末年，吐蕃贵族中形成了一股信佛的势力，他们受到了赤热巴巾的重用。
通过考察与吐蕃赞普或政要有关的佛教祈愿文书，我们可以了解吐蕃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对史书中赞普王臣以佛法治国之说有深刻的理解。
